种业是现代农业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竞争力的核心。作为农业“芯片”的农业种源，除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和少数畜禽品种实现自给外，我国很多农产品的种源高度依赖进口。

这将带来两方面危害，一方面将对我国育种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竞争力较弱的种业行业和研发行业形成冲击，削弱我国种源产业的发展势头，进一步阻碍我国农业种源产业的发展，让我国种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它还将增加我国粮食与营养安全风险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一旦国际贸易不能正常进行或国外企业禁止对我国种源出口，我国农业生产将受到打击。

中央提出，要真正打赢种业翻身仗，维护我国种业安全，为端稳中国饭碗提供坚实支撑。为此，应从将种源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建立种源保护网络体系；大力推动科研体制与制度改革，建立种子研发的长效机制等角度，全力打赢种业翻身仗，破解“卡脖子”难题。

▲工人在采收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在三亚繁育的大豆（2020年2月27日）。图/新华社发

种源安全的内外挑战

整体来看，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粮作物的种源基本能够自给，其中水稻和小麦种源自给率接近100%，玉米种源自给率约为90%；畜禽产品中，黄羽肉鸡和肉猪种源分别实现100%和90%以上的自给率，而肉牛和奶牛种源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占据我国肉鸡市场55%的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靠进口。

从播种面积看，蔬菜自育品种占比达到85%以上，但诸如青花菜、菠菜、洋葱等一些特定种类的种源，特别是一些高端设施蔬菜品种，对外依存度超过90%。

更深层次看，我国种子发展面临三大困境。

其一，制种技术国际竞争力弱，产业风险较高。

一是我国商品化种子技术原创性不足，核心技术专利少，对外依存度较高，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

例如，我国高品质粳稻、籼稻选育技术与日本和泰国存在较大的差距，自主选育品种在高端市场占有率低；玉米选育技术与美国还存在较大差距，自主选育的品种产量约为美国玉米品种产量的51%，而且抗病虫害能力弱，抗逆性差，机械收获与收获后损失率高，优良玉米品种种源对美国有较高的依赖性。

▲青贮收割机在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陈家庄村的种植田内收获青贮玉米（2021年8月18日）。图/新华社发

蔬菜品种中，机械化生产程度较高、品质较好的国产商品化品种选育与荷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技术差距明显。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农业机械化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我国优质高效的商品化种业将面临外国种业的冲击风险。

二是农业种源需求弹性小，过度依赖进口使得大量产业利益外流，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

例如，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靠进口，每年引进祖代种鸡80万-120万套，花费资金约4000万美元。2019年，白羽雏鸡价格过高，导致国内养殖者平均亏损4.36元/只，食品加工业和餐饮业也受到冲击。

在设施蔬菜领域，国外种子成本高昂，损害了农民利益。例如以色列海泽拉公司的番茄品种“夏日阳光”种子高达10元/粒，彩椒品种种子普遍价格约1元/粒，价值堪比黄金。

三是未掌握种源主动权导致我国大量外汇流出和农业利润空间压缩，降低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二，农业用种呈现出向少数品种集中的趋势，种源多样性明显下降。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自然生态下的种质资源种类与数量显著减少。据调研，我国农民用种商品化率达到80%以上，大量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本土品种被挤出市场，本土作物品种资源急剧减少。

与作物相比，畜禽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工作难度更大，地方畜禽品种中濒危和濒临灭绝的已占总数的14%。商品化种子的品牌集中度不断提高，农民可选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不仅会降低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还会进一步降低种源的多样性。

其三，种质资源的价值挖掘和利用不足。

“十三五”时期，我国成立了农业农村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保存资源总量突破52万份，位居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质资源研究和价值挖掘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 种质资源管理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完善的、统一的管理体系，国家统筹、分级负责的保护体系尚未建立；

* 库存种质资源多样性较低，国外资源占有率仅为20%；

* 多数种质资源仅处于保存状态，尚未进行系统的精准鉴定，价值挖掘和利用严重不足。例如，我国主要消费的蔬菜有90多种，除了国家重点支持的5种蔬菜的种质资源重要性状已进行鉴定外，其余均处于空白状态。

谁卡住了种源的脖子

从发展基础、扶持力度、科研体制、政府市场分工等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种源安全面临挑战的原因有四方面。

一是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起步晚，相关基础较为薄弱。

美国早在1946年就建立了国家植物种质系统，而我国1975年才开始筹建种质资源库，1984年建成国家种质资源库；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种子工程，并于2000年颁布实施种子法，建立市场化制度；直到2010年，才出台意见首次确立种业的国家战略地位。总的来看，我国的种业研发和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底子还较为薄弱。

二是对农业育种研发资金支持力度较弱且不均衡。

过去几十年，国家的资金投入主要集中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粮作物的育种研发，其他作物和动物育种研发投入很少甚至没有。育种技术落后，缺乏专项资助资金、人员投入少等因素，严重制约和减缓了育种步伐，使得国外品种在我国形成了种业垄断和价格垄断。

三是现行科研体制不利于长周期的种业研发。

作物品种选育和畜禽育种通常至少需要10年，而目前的科研考核管理机制，对科研人员考核周期和项目资助周期普遍偏短，导致科研人员追逐短平快的研究课题；育种研发的技术经济评价研究滞后，导致对国际育种产业认识不清，迟迟不敢应用新成果，错失占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机遇。

四是政府和市场分工不明确，阻碍种业研发市场化进程。

种质资源保护力度不够，地方传统品种大幅减少，削弱我国种业研发的种质资源基础。种业研发和新品种审定制度制定仍然以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为主，而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感的企业种业研发能力和参与相关制度制定不足。过分注重产量，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的新品种难以通过审定上市，限制了面向市场需求的种业技术创新。

将种源安全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要地位

农业种源安全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之本，社会稳定之基，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政府应将种源安全提高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地位。

▲图/新华社发

一是将种源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建立种源保护网络体系。

建议尽快谋划建设“中央-省-市-县”四级种质资源网络体系，加快实施农作物、畜禽、林业、渔业种质资源精准普查，摸清我国农业种质资源的本底。

二是做好种业发展科学规划，将自主种源掌控比例指标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

在长远规划上，应加大我国农业种源的自主研发力度，制定我国农业种源自主研发的发展战略，明确农业种源自主研发的时间节点和阶段性目标。在近期规划上，针对我国目前对外依存度高、市场份额占比大的农畜产品种源，应加大资金投入，尽快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对“卡脖子”技术开展联合攻关。

需要切实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将农业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为种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在五到十年内降低肉牛、奶牛、白羽肉鸡和中高端蔬菜等主要产品种源的对外依存度；重点创制优质绿色超级稻、优质抗旱抗赤霉病小麦、高产抗逆宜机收玉米和高产高蛋白大豆，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四大主粮作物单产水平每年提升1.5个百分点。

三是大力推动科研体制与制度改革，建立种子研发的长效机制。

改革我国现行不利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实施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政策研究进行分类管理。建立新的科研激励机制，对从事育种等长周期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给予充足的经费支持、稳定生活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引导和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愿意坐“冷板凳”。建立健全我国种业的科研体系，形成农作物、畜禽和林果育种基础研究、高效精准育种技术创新、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重大新品种培育、新品种技术经济评价与推广普及一系列完整的研发体系。

四是建立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协同的种源保护和研发体系。

尽快建立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和农民的协同工作机制，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开展地方传统品种的搜集和保育工作。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等传统农业品种资源保留较多的地区，鼓励开展民间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种质资源进行建库和原位保护。推进科研与生产、市场的深度融合，建立由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品种审定和使用监管制度制定的工作机制，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进行制度调整，全面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化育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