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史记 | 张邦炜谈宋朝“轻武重文”潜规则
2021-10-14 15:11:06

这两年,宋朝题材的影视剧扎堆上播,“大宋文学天团”、仁宗与曹后的政治智慧,一度为大家津津乐道。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宋朝的对外关系上,会发现,这个王朝的确有些“内强外弱”,打仗屡战屡败。宋朝“重文轻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如何出炉的?它的弊端,赵氏王朝看不出来吗?又为何没有做出改变?

本期“史说”邀请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的作者张邦炜,为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记者张教授,“重文轻武”是宋朝建国后的国策吗?

张邦炜:五代重武轻文,是个“粗人以战斗取富贵”的时代。当时这类话语颇多:“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地位总体较低。

与此相反,宋朝重文轻武,“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统治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格局。

宋朝“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力主此说。蒋复璁、赵铁寒则将重文轻武称为赵宋王朝的国策。但其中疑问甚多,诸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争论有增大的趋势。

据我所知,宋朝皇帝从未公开宣称“重文轻武”。史籍上是有“上(指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这样的表述,但这句话并不是宋太宗说的,也非宰执大臣说的,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

南宋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不满。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书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罢之”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

文武并用,至迟从西汉初年开始,便成为一种传统的治国方针。与此相抵触的重文轻武,显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就权谋方略来说,公开宣称重文轻武,有害无益,不利于文臣、武将“协和相与”。一言以蔽之,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记者有一种说法,这个“潜规则”从宋太祖时期就开始推行了。

张邦炜: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研究。有学者是断言从宋太祖起便开始重文轻武了。但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史实。

宋太祖重文,当属不刊之论。从言论上说,宋太祖号召“武臣尽读书”,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制度上说,他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诸如此类,都是明证。

但是,宋太祖轻武了吗?我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宋太祖对武将的确有戒心。他既防范武将,又限制文臣,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言,无疑认为文臣的威胁小于武将。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宋太祖不甚担忧文臣贪腐,惟恐武将捣乱。他对节度使再三大谈其“为君难”,甚至说:“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官家,即皇帝。显而易见,他最大心病在于武将策动兵变,以至黄袍加身。

会不会发生又一次“陈桥兵变”?宋朝会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太祖的确为此而焦虑得彻夜难眠。五代后期,策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不是藩镇,而是禁军。宋太祖受禅后,后周文臣几乎实职一概不变,而禁军将领则更换频繁。最终太祖还是不放心,这才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将禁军的权力全数收回。

宋朝建国前是分裂割据的五代时期。造成那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藩镇权力过大,朝廷指挥不灵。所以,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

开宝二年七月,宋太祖在后苑举行宴会,对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说,你们都是国家宿将,公务繁忙,这不符合朝廷的优贤之意。王彦超听了,马上心领神会,请求告老还乡,而武行德、郭从义等人还不知趣,竟大谈南征北战如何艰苦。宋太祖有点生气,说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谈这个做什么。第二天就授予他们更高一级的虚衔,变相收回了兵权。

以上都是宋太祖防范武将抑制武将的一些做法。但同时,也要看到,北宋初年,战争还在进行,南面有吴越小国未曾投降,北面还有北汉等割据势力,出于现实需要,宋太祖也不可能过于抑制武将,他还需要武将替赵宋王朝南征北战。所以,在史籍中我们看到,宋太祖非常信任御边将领,经济上给予边将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军事上给予边将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

五代时期的统治者都是武将起家,宋太祖本人也是行伍出身。开宝八年二月,王嗣宗与陈识在殿试时争状元,太祖居然叫他们在金殿上用比武的方式决一胜负。结果,王嗣宗因比武得胜,从而夺得状元。这件事既表现了太祖的武人习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尚武风气。

再者,以现实状况而论,即便宋太祖想重文轻武,也没有那个条件,因为当时士大夫群体尚待培育。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变为现实。宋初宰相范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不仅系前朝旧人,而且水平有限。宋太祖“叹宰相寡闻”,指的正是他们。翰林学士窦仪、陶糓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并无拜相之心。陶糓上进心切,百般巴结。宋太祖受禅大典即将举行,“独未有周帝禅代制书”。正当为难之际,“陶糓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殊不知马屁拍在马腿上,宋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常说:“陶糓一双鬼眼”。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赵普为相。宋初学校未兴,科举未艾,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的原因所在。

所以,宋太祖并没有“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重。也正因是文武并重,才结束了五代重武轻文的旧格局,开启宋代重文轻武的新局面,以至走出五代乱世。

记者这项“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的?

张邦炜:宋太宗作为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一登上皇位,便“欲兴文教,抑武事”。“重文轻武”格局的真正确立是在宋太宗时期。

宋太宗登基后,先是统一了南方,又消灭了北汉。但燕云地区还在契丹手里。宋太宗两次北伐,想攻取燕云。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尤其是第一次北伐,太宗股中两箭,乘驴车逃走,才幸免于难。在他失踪的那段时间,发生了军士拥立赵德昭做皇帝未遂的事件。这加大了宋太宗对武人的戒心。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厌恶谈论用兵事,他对近臣讲了一段名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把内患看得比外忧更可怕。在对外关系上,也以被动防御为主,终成渐渐积弱的局面。

宋太祖时期,前线作战的将帅有极大的自主权,能征善战的有十四将,但到了宋太宗时期,这十四名将帅全被撤换。相应的,这些将帅的自主权也被太宗收回。从此,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严加控制,甚至发生战争时,也要由太宗向将帅预授阵图,将帅必须照此行军布阵,几乎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宋太宗对军事并不在行,他的部署很少有不失败的。但如果将帅敢于不按阵图行事,往往获胜。如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就是实例。宋军起初按照阵图分布,八万人马分为八阵,首尾互不相顾,处于挨打态势。眼看是个必败之局,赵延进重新将军队分为两阵,两军对垒,辽军死者不可胜计,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宋朝掌握军政的枢密使(相当于军委)大多使用文臣,虽然偶有武将出任,也难免遭到猜疑。宋太宗初期,宿将曹彬曾任此职,但几年后就被免掉了。太宗还把一批文臣调到军队中任职,真正的武将往往要受文臣节制。另外,太宗还派宦官去军队监军甚至带兵。这都是抑制武人的举措。

从宋太宗以后,以文人任武职渐渐成为常态。

记者“重文轻武”是不是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的直接原因?

张邦炜:宋太宗压抑武将,对赵家王朝有利,篡夺皇位为目的的兵变不可能得逞。对社会也有好处,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武将对于他们的无权地位极其不满,宿将曹翰愤然写下《退将诗》,在太宗面前大发牢骚:“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其实,太宗对武将既压抑又宽纵,把宽纵作为对压抑的补偿。他对于武将私役士兵、克扣军饷等违法行为一般不予严加查处,对于败将通常也处分很轻。户部郎中张洎感叹:“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在重文轻武的气氛下,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严,不敢从严治军,结果军纪松弛、士兵骄惰。如岐沟关之战,士兵“万口传叫,嚣声沸动”,与乌合之众无异。而曹彬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不敢严加约束,“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太宗末年军队总数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军事力量反而削弱,对外作战败多胜少。

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他听政之暇,唯务观书,被当时人称赞为近代好文之主。宋真宗在位期间,文臣的地位继续提高,武将的地位越发下降。真宗为了奖赏武将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再除仆射,这种奖赏办法本身就是重科举的表现。曹利用虽已官至枢密副使,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藐视道:“君一武夫耳,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陈尧咨的母亲冯氏就很典型。陈尧咨是个状元,已官至知州,仅仅因为他平时喜欢练习武艺,便被母亲狠狠毒打。后来,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托近臣给他捎话,如果他愿意由文官换为武职并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将封他为节度使。陈尧咨不敢自作主张,表示要请示母亲。谁知话刚说出口,又遭到一顿毒打,母亲骂他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可见,节度使虽是武职高官,但仍然受到人们鄙视。

记者武将的地位在宋朝一直如此吗?

张邦炜:武将地位在南宋初年也有提高。那是因为金军大兵压境、局势相当危急,宋高宗认识到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武将的防范,授予他们较大的权力。一是武将出任宣抚使。北宋一代,武将任宣抚使者仅狄青一人。南宋初年,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等六人相继出任这一地位高、权力大的职务。二是武将担任安抚使。安抚使在北宋时大多任用文臣,而南宋初年则兼用文臣、武将。如在建炎四年任命的建康、江州、浙西、鄂州四路安抚使中,建康吕颐浩、江州朱胜非为文臣,浙西刘光世、鄂州李允文为武将,文臣、武将各占一半。三是武将有权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即是遇到紧急情况,先采取措施,后上奏朝廷。

武将权势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宋金战争中多次取得大胜。但是武将又倚恃军事实力,“渐成跋扈”,“轻视朝廷”。从而激化了武将与文臣、与皇权间的矛盾。建炎四年八月,金军围攻楚州,危在旦夕。朝廷派张俊出兵,张俊不听,宋高宗亲自命令刘光世增援,刘光世拒不前往,结果楚州失陷。这深深刺激了宋高宗,他终于步太祖后尘,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的兵权都收了回去。

在与金战争中,岳飞破拐子马和铁浮屠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岳飞是主战派,政见与高宗、秦桧相左,他有三件事让高宗怀疑他不忠,一是母亲病故,没有得到批准便离开军队去办理丧事并守孝;二是在皇太子的设立问题上多有置喙;三是交结宗室。这都让高宗起了猜忌之心。岳飞最终被迫害致死。说到底这是重文轻武的恶果。

宋高宗收兵权后,武将的地位尽管仍然高于北宋,但南宋政权最终恢复了重文轻武的格局。可是南宋对金作战的军事实力也受到影响,难怪有人指责高宗:“自坏汝万里长城!”此后,直到元兵南下灭宋,这种格局一直未变。可以说,南宋之亡,“重文轻武”是个重要原因。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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