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诗人浮冰所著《阳光的变奏》，隐约间似乎可以触碰到某种暌违已久的传统脉息。仿佛雪泥鸿爪，游心至虚，或许我们可以从自由诗的沿革，从古今其他诸多文类演绎的历史去追索它背后的文化魅影。整部诗集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细致入微、隐秘精邃的思想形态，作者将内心细密幽微的情感波光逐一投射于生命体悟式的精短诗行，最终聚合成格物致知、包孕慧智的诗章。

    迥异于长篇叙事或史诗类的宏大诗作，浮冰交出的是一本纷繁驳杂的短诗集，诗人的眼光更多聚焦在自身的生活遭际及心绪。中国现代新诗素来借用了西方诗歌的表现形式。西方诗歌传统中则一直有“自由诗”的概念,其主要特征包括“短行书写”“口语化”“轻韵律”“富于思考”等。而浮冰的写作形态应该说是学从自由诗，但是思考内相却颇令人联想至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其他文类元素。文学写作向来主观随性，每位书写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偏好与禀赋。正如同“小品”样式的写作往往显现为观察入微、精炼克制，但是大都又富有哲思感悟。本书中诸多诗篇确实也足堪玩味。譬如《橘子洲头》：

一尊，永不消散的激情

立在刺骨的潮头

指点江山：

拍击着，古人

贫弱的脉搏

鼓舞着，来者

踌躇的脚步

    情、理、景、史皆交融于数十字之中。整首诗看似短小，却显得舒展灵动，更蕴涵深意。依循中华美学传统，这种看似发散无形的文字描状，除了靠勤奋磨炼之外，更需要诗人自身禀赋加持赋能，绝非仅凭摹仿能够习得。中国文学拥有一整套自身绵延有序的传统形制，然而在进入20世纪后，却时常受到来自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批评，被认为缺乏系统理论支持，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来不匮乏自己的理论架构及底蕴。如近现代学人中，我们在钱钟书先生的宏富著述中无疑可以窥见这种点注式批评方法的精妙遗存。汉字书写的妙处在于一切皆可入诗，无论是文学观点、情思哲理，还是吉光片羽般的生活感悟，诗歌都可以视作是它们主观对应的外化形式和语词载体。浮冰这本《阳光的变奏》可以说就是意欲寻取包罗万象的生命感怀的菁华精粹，用以构建其形态多样的诗学实践。

    浮冰作为诗者的笔触质朴而明敏，在描摹事物与世情时，绝少浮华艳丽的词汇，更多采用了一种接近白描式的笔法，以抒写其身入心至、深彻体悟的人生情志。作者的写作视角很少站在旁观者或第三人称的角度，总是能够自觉与笔端所状写物象融为一体，颇具物我两忘之神态，并且力求达致一种凝炼、典雅、抑遏的语言效果。

    智慧的诗者自然具备极强的语言表现力，绝然不会用尽气力，而是善于留白，引人意会遐思，以求蕴藉无穷。M.H.艾布拉姆斯曾提出文学四要素：作品、宇宙、作家、读者相互联结成一体。写作来源于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最终要在读者的阅读中完成最后的升华与启悟。所谓诗的韵致之美首先源自于作者的文字传达和情感流泄，而后才可能在作为感知者的读者那里进一步播撒升华。艾布拉姆斯同时认为，读者的共鸣与共情才是挈领诗的意境最终擢升的画龙点睛之笔。由于具有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对世界的真实性的强调差异巨大，有人侧重的是作家头脑中设计的真实，也有人则强调折射在作品中的客观的贴近自然本来面目的真实，更有人干脆就认为文学作品所创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第二自然”。

    因此，这本《阳光的变奏》事实上就是诗人致力于重新观照生活世界，格物致知，身心同修，并且以抽象的思悟与读者心灵交互共融的某种文学实践。而浮冰诗歌颇具特色之处，乃是在于他对意象语词的精准配置和文字形态的简约朴实，构成了风格化的独特韵致。或许，《阳光的变奏》里的诗歌风貌正呈现出诗人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形态的相互交织，它已并非简单的对于世情物象的肤浅摹写，而是在为其自我精神品性的呈展不断找寻一种适配的元素和共情的形式。凝炼适宜的语象能形成独有韵味，实质上这是由语象背后的多重文化背景予以支撑的。它既受到历史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浸润，也与诗人的鲜明个性、禀赋以及审美取向紧密关联。某种文化意象能传达的情境与韵致通常存在于一种特定文化里，这也是诗歌一般为什么不可能被完满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原因之一。文化上的隔阂可能对应的是理解的隔膜，进而影响读者对于文字的感受和领悟。

编辑：龚学明、束向红（特邀）、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