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夏历十一月十三）是王安石1000周年诞辰。作为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为后世留下一个非常复杂的身影。或许大家不太熟悉他的变法，不了解他的思想，但对他的诗，但凡上过中学小学，都背诵过一首两首，“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王安石与南京关系匪浅，他在此前后生活了20年之久，旅屐所及，也留下许多故事。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涛研究王安石多年，最近刚刚出版了《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稿（两宋时期）》一书，对王安石诗歌的产生并广泛流传的两宋时期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系统的梳理。在王安石千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微史记”周刊邀请到徐涛老师，为我们讲述诗歌史中的王安石。本文为上篇，讲述王安石诗歌的影响力，及不同时代为何对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宋舒绘王安石像

一

记者：先请教一个比较俗气的问题，后世对唐宋散文家，有“八大家”的排序；若按诗而论，王安石在宋代能排什么名次？

徐涛：通常认为苏轼、黄庭坚是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但其实宋人对王安石与苏、黄的“排名”就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推崇苏、黄在王之上；二是推崇王在苏、黄之上；三是将王、苏、黄三人并称。三种说法都有，这里我想提一下北宋诗人陈师道的说法，他也是一位诗学造诣很高的诗人，就是说他是真正懂诗的。

陈师道是东坡“苏门六君子”之一，诗歌又学黄山谷，而他对王安石的新学却不以为然，所以始终不参加科举，他是亲苏、黄而远荆公的；可他论诗却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可见他心目中对王、苏、黄诗是等量齐观的，不分轩轾。我认为陈师道能作出这样的评价，很公允，王、苏、黄都是宋代第一流的大诗人。若以两宋论，可以再加上南宋的诗人陆游，凑成“宋诗四大家”，这四位诗人都是一流。如果非要为这四位诗人排名的话，我的个人喜好是：苏、王、黄、陆。将王安石排在第二，是因为荆公是真正做到了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事业的人，所以他的诗格局阔大，境界高远，这点与东坡相埒。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纯属一己之私见。

记者：提起宋诗，我们会想到“江西派”、“江湖派”等等这些流派，王安石开创了自己的流派了吗？他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有哪些？

徐涛：宋人崇尚的是自由发展的文学风气，以苏轼为例，他是“苏门文人”的老师，但他与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学交流从来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开宗立派”的观念。“江西诗派”也不是黄庭坚有意开创的，而是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20几位诗人，认为与黄庭坚一脉相承，于是才有了“江西诗派”的说法。王安石并没有开创什么“流派”，但他与东坡、山谷（黄庭坚号）他们一样，都开创了自己的诗歌风格，王安石的风格是“荆公体”。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列举最具个性特征的七位宋代诗人，其中就有王安石的“荆公体”，与苏轼的“东坡体”、黄庭坚的“山谷体”等并列。也就是说王安石的诗在宋诗中是自成一家的。

王安石对后世诗人的影响，这是个需要详细梳理的研究史的问题，从中国诗史发展的宏观来看，唐诗与宋诗是中国诗史的两座高峰，王安石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讲宋诗的特点，不能绕过王安石；讲宋诗的影响，也不能绕过王安石。拙作《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稿（两宋时期）》，其实就是在探讨荆公诗在两宋的影响，以及宋人对它的评价和接受。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评价王安石诗，除了关注其诗史影响外，还应该关注其文字艺术之外的“精神气象”。荆公是个格局很大的人，他并不以纯粹的文学家自居，而是视自己为圣贤之“道”的继承者，以及“道”的实行者（即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而他在道德、事业、文学方面都达到了一流的境界，这在中国文人当中是极罕见的，这是何等的气象！王安石文学中的这种“气象”，还有待今人予以更深入地挖掘。

二

记者：对王安石人品的评价，历代都有所不同，何至于此？

徐涛：王安石是政治家、改革家，所以历史上对王安石其人的评价极其纷纭复杂，涉及到党争、政治、学术等诸多因素。王安石早年以德行器业与学术文章著声于朝野上下；后来因主持变法而遭反对者批评，包括对他人品的贬低；北宋后期新党执政，他又被抬高到圣贤的地位；而随着宋高宗赵构建立起南宋政权，为了开脱罪责，南宋朝廷将北宋灭亡推到王安石变法头上，指责王安石“祸国殃民”，并攻讦他是“奸邪小人”，当时大量官私史书都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几乎成了历史定谳。再加上理学在南宋崛起，与新学有学术正统之争，理学家们批评王安石的学术为“异端邪说”，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对他人格的否定。

元明清时期，大多数史家、思想家对王安石都以贬斥为主，所以后来梁启超作《王荆公》一书，专门来为王安石辩诬。但梁氏本人也是政治改革家，他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也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张本的意思；不过他说“政见自政见，人格自人格”，这一观点不徇流俗、高出古人。古人对王安石人品的批评，掺入了太多政治、学术等非人品的因素，导致对他的评价变了味，使王安石被“妖魔化”了。

记者：有说苏东坡评价他是“野狐精”，这是为何？

徐涛：苏东坡“野狐精”之评，见于宋人蔡絛所作《西清诗话》：“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乙，见公（王安石）旧题……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王安石的原诗是：

其一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其二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有学者将这两首六言绝句系于熙宁元年（1068），这年王安石被刚即位的宋神宗召进京城，次年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苏轼“奉祠西太乙”则是在元祐元年，其时的背景是王安石已病故，新法被全盘否定，苏轼被招回朝廷，政治前途一片大好，恰如当年之王安石。历史仿佛在不经意间，将两位大诗人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了。我认为在这一刻，苏轼被王安石诗中的精神气度深深打动了。“野狐精”善于变化，但这里并非贬义，而是指王安石这位集政治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政坛上的王安石给人留下的或许是执拗、刚愎、不近人情的政治家形象，可是谁又能真正理解那个深情而又超越的诗人王安石呢？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诗歌打动东坡的，正是诗中蕴含的那种超脱功名，视富贵如浮云的人格风度，以及进退从容、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这令东坡大有知己之感，所以他接着作了两首次韵：

其一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风味与荆公何其相似。

实习生 张博津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