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大乱中，出现了许多残酷的事实与传说，有一些确有其事，有一些则纯属传说或谣言。令后世研究者心烦的是，当时的记载道听途说，往往兼收事实与传说，很难弄清是真是假，是事实还是编造（毕竟当时没有记者和新闻真实性原则）。尤其是明末二“贼”——李自成和张献忠，关于他们滥杀的故事非常多，如果哪位细心人统计一下，各种记载中，被这两位“流贼”杀死的官民，可能比当时明朝的总人口还要多。

相比于张献忠，李自成滥杀的故事要少得多（可能是张献忠魔头的名声太响，大家更愿意拿他做创作的题材），但他杀了一个人，却给那个乱世留下了最为惨刻鲜红的印象。那就是传说中，李自成攻破洛阳后，将大明福王杀了，剐去其肉，合苑中鹿肉，煮了一锅“福禄汤”。这件事，到今天还有许多人相信，以为是信史。历史真相其实并非如此。

李自成怒斥福王

一

福王名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他的母亲是著名的郑贵妃。说起万历时期的政治，人们对“争国本”一事非常熟悉。国本就是太子之位，本来众望所归是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可万历偏心，一心想立爱妃之子常洵。遭到群臣的强烈抵制。万历二十九年，朱翊钧万般无奈，只好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常洵为福王。虽然名分已定，但朱翊钧、郑贵妃还不死心，一直留着福王，不让他就藩。国本之争就转变成了群臣坚决维护太子常洛的地位，其中发生的妖书、梃击等大案，都是由此而来。

国本之争，以朱翊钧和郑贵妃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万历四十二年，福王终于离开北京，去了他的封地河南府，也就是洛阳。皇帝做不成了，他父母就从经济上极力满足他，搜括数省的财富和土地，赐给福府，在“矿税之争”的大背景下，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因此，福王朱常洵在当时就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王子。虽然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他做的，但都是围绕他而来的，他始终是万历后期政局的一个关注焦点。

二

没想到福王死的这么惨。李自成在崇祯十四年攻占洛阳并杀死福王，意义重大。首先，福王位尊，他是崇祯皇帝的叔叔，将他杀死，将对明王朝起到强烈的震慑作用；其次，洛阳是大藩，也是陕西通往中原的要害，李自成出关中，占领洛阳后，无论是军威还是声势都空前高涨，从此纵横天下，没有敌手了。

大概从这时起，李自成才第一次有了“打江山”的意识。

那么对于一个立志建立自己王朝的未来君主，他会像一个流贼一样，用那么野蛮的方式处死一位亲王吗？

对于李自成与众将分食福王之肉的说法，一直以来，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不信的人也能举出证据，如《明史·福王常洵传》中说：

“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齑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

明代王府设承奉司，传记中的两承奉，应是福王府的宦官首领。他们伏尸而哭，又为福王请来一口薄棺，朱常洵自然是没有被吃掉的。这样的记载，应该同样来自野史笔记，但它的可信度较高。

事实上，福王没有被吃掉，不仅有文献的佐证，还有福王本人墓志做证明。

三

《明史》说两位宦官求来一口棺材，用一辆破车载了，应该是随便找了个地方，挖个坑，把王爷葬了，然后在坟前自杀殉死。后来，朝廷派人重新安葬了福王，这件事写在墓志铭里，说福王死后，崇祯帝“特遣戚监科诸臣，诣府察勘，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

福王墓1924年被盗，墓志出土地点位于河南孟津县南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1986年，孟津县文管会征集到朱常洵圹志一合，题为《明福忠王圹志》，撰文者是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也就是后来在南京做了一年皇帝的弘光帝。

墓志局部

墓志是这么描绘福王之死的：“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儿子为老子做墓文，自然有谀墓之词，什么“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的话，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说“宫眷内官相率赴义”，结合前面说到的殉难两承奉，应该不是虚言。根据墓文，福王是正月二十日被捕，次日才被处决。

李自成已决心推翻明王朝，他杀死福王是必然的，尤其是福王民愤大，将他当众处死，具有较大的宣传作用。而事实证明，李自成并没有像野兽一样大啖福王之肉。那么为什么文人笔记要这么写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乱世的传言，愈传愈邪，笔记作者不加辨析地收录了；二是作者故意编造，以将李自成塑造成一个吃人的狂魔。

胡丹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