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画论的一则名篇，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这段话写的是山水画的三种构图方式及不同美感：从下往上看山，高远清明；从山前往山后看，深远重晦；从近山看远山，平远且有明有晦。
我想打一个粗疏的比方，将小说、剧本、话剧版《白鹿原》，比作陈忠实、孟冰、胡宗琪面对不同的对象，从不同的视点，所绘的三幅画。小说作者陈忠实，把他的故土看作一座山，他从山前看山后（事实上更准确说是走进山里），画了一幅关中平原的历史长卷，不仅有白鹿两个家族的明争暗斗，还有原上的革命、宗法伦理、瘟疫、旱灾，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国共合作、抗日、肃反，一直到解放，可谓格局深远；孟冰改编剧本，是把小说当作一座山，从下往上仰视这座文学高峰，为了将50万字小说浓缩成舞台上的两三小时，他将小说里的人物关系、行动做了仔细梳理，选择性地取景枝条粗壮的大树，删去了次要枝节，如开私塾的徐先生、皮匠、地下党员韩裁缝等人物，不仅使剧情更加集中，还将小说里的部分倒叙、插叙改为正叙，使情节的线性推进更明确，突出高远之景；而导演胡宗琪，他把剧本当近山，小说为远山，从近山观远山，他勾勒出了远山轮廓线，也抓住了最出彩的风景，平夷远阔，流畅生动。
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内容庞杂，作者隐在幕后，很多含义并不直接挑明，陈忠实的作品可谓色彩“重晦”；剧本则删繁就简，纲举目张，其色彩相对来说“清明”，而舞台上的《白鹿原》，既有清晰的故事线，也有灯光、布景共同营造的晦暗色调，可称“有明有晦”。
自近山望远山的好处是，因离远山有一定距离，故看到的是全貌的轮廓线，以及特别突出的景致，而少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也不会被淹没在细节中。这样的观察，与拉开一定的时间，去回望历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高速挺进的时代，陈忠实回到白鹿原坡下的老宅，重新阅读这座古原，潜心沉思和写作，他思考着“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他读县志、查史料、访老人，尽管藉白鹿传说为整部小说穿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但他写下的，是一部严谨的建立在真实历史背景上的小说，不少人物也有原型，如同一幅工笔重彩的全景山水图，它是再现式的，“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史”意味着内容体量庞杂，“秘”意味着有秘而不宣处，他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对于民族生存进行反思，对于那个时代和时代中的人物，“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
小说首次出版于1993年，孟冰的剧本创作于2006年，胡宗琪导演的话剧诞生于2016年，当时光的马车又往前行进了二十载，隔了更远的时空望去，我在话剧中感受到的，是导演对于白鹿原充满理解与同情的追忆，这片原，是孔夫子所谓“礼失”后可以去“求”的“野”。
舞台上，祠堂是最主要的场景，而其他场景，包括白嘉轩家、小娥的窑洞、白鹿书院等，都只占据舞台局部，祠堂则占据了最多的舞台场次和最大的舞台空间。祠堂场景的视觉形象不仅参与叙事，而且直接阐释主题。在挂着“仁义白鹿村”牌匾的祠堂里，族长白嘉轩召集全村男性每晚学习儒家经典，以儒家文化为本树立乡约，以耕读传家为美德世风；白嘉轩的姐夫、关中大儒朱先生饱学诗书，开书院、修地方志、投笔从戎抗日、“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导师；叛逆者黑娃拜朱先生为师，在祠堂向列祖列宗祭拜，乞求祖宗宽恕；白孝文改邪归正，终于得到父亲白嘉轩宽恕得以进祠堂祭祖；全剧的结尾更是意味深长——与小说中以鹿子霖疯了死了作为结局不同，这版话剧在白嘉轩哭喊“姐夫、姐夫”中戛然而止，对于逝去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哭喊，正是为传统文化叫魂，耐人寻味。
命运的偶然性和斗争的残酷也在剧中得到凸显，白灵和鹿兆鹏掷银元决定加入国民党或是共产党似乎是小儿戏耍，但当我联想到亲戚家中，同样在小说里的那个年代，哥哥当了中共地下党员，弟弟成为黄埔军校学员，他们当时的决定也并非完全基于无比坚定的信仰或者对未来确定无疑的前瞻，而带有偶然性的选择导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斗争的残酷、形势的翻转，岂止白鹿原变成鏊子，有哪一块土地不是在各种力量的争夺下风云变幻？又有什么人不在历史长河里被冲刷涤荡？
当然，说胡宗琪导演画了一幅山水画，这只是一种比喻手法，他运用剧场的方式——歌队、方言、灯光、舞美等等，创作了一部有着丰富层次的话剧作品，有性的诱惑、有家族争斗、有革命洪流、有文化追忆，层层叠叠，意蕴深长。同样是从经典小说改编而来的话剧，如近期在国内舞台上亮相的普希金诗体小说改编、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路遥小说改编、宫晓东导演的《平凡的世界》，对文本的历史厚重感都做了简化处理，让爱情故事成为主线；也有不少改编话剧，导演被原著这座大山压得战战兢兢，唯恐错过主要情节，因此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带着观众翻山越岭，快速浏览一个又一个事件，没有时间留给挖掘和呈现人物的性格、心理，而缺少了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导致人物的行为动机不那么鲜明，观众就只能被动地看着故事的发生，很难对人物行动予以理解和共鸣，但在陕西人艺《白鹿原》里，白鹿两家两代人在巨变时代中的不同人生轨迹交错呈现，人物的内部心理和外部行动都得到了充分展现，观众一边被人物跌宕的命运牵着走，一边辨认和感慨着命运的幕后推手——人性中的矛盾、动荡的政治时局、解体中的宗族社会……
歌队的运用为这部剧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歌队既进行叙述，高浓度、快速地推进剧情，歌队队员也随时变身为剧中的各种角色，是白鹿原的村民，或者替代检场人，与剧情氛围非常贴合，毫无违和感；如果还用画打比方的话，歌队就像是山里的栈道，连接起了情节的一个山头和另一个山头。
视觉呈现延续了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尤其是灯光，光源来自舞台侧面，没有定点光等强光运用，光线冷峻幽暗，如迷雾笼罩，影影绰绰，很好地配合了魔幻调子的营造。
再好的剧本，再好的导演调度，最终还要靠演员实现，一水的陕西方言，一水的陕西人艺演员，就好像演他们村和自己家的事，完全没有国内话剧演员通常有的表演腔，这当然也基于编剧在将小说的书面叙述语言转为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口头对话时，很好地保留了民间方言的味儿，为导演提供了基石和支撑。
在小说的沃原上起步，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在文学高峰的身边，树起了一座戏剧高峰，它源自于文学，但又独立成峰，风光万千。
林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校对 盛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