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楚学宝说，他一直记得一句电影台词“穷就是你的错”，这像刀子般刻在他的记忆中。为了不让N代的“错”延续下去，他只好每天最早到达站点，最晚结束下班，跑七八十单，行三万多步，直到把自己打造成“单神”。以他为代表的外卖员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他们奔跑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步履匆匆，不敢怠慢时间半分，到底在追求什么？
2020年起，作家杨丽萍带着一系列的疑问走近他们。她采访调研了全国近百位外卖员，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与他们一起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终于创作出《中国外卖》一书。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杨丽萍把外卖员称为“最亲密的陌生人”，她好奇这群城市的异乡人如何摆脱漂泊感，与社会接轨；她渴望用饱含温度的文字向读者呈现鲜活的外卖员群像。她告诉记者：“写作此书，一是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二是我认为对平凡小人物的关注也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孙庆云
为700万中国外卖员立传
定下选题的那天是2020年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的第五天，这一天，杨丽萍和数亿中国人一样，隔离在家。她望着窗外广州的街道发呆，满目空荡寂寥。就在这时，一抹抹颜色从她眼前掠过，身着蓝色和黄色工装的外卖员骑着电动车行色匆匆，给按上暂停键的城市带来了一丝生动的气息。她突然想到，大疫之下，或许是他们在用生命为居民和医护人员搭建一条生存资料的补给线？
下笔前，杨丽萍最先得到的是一组数据：隔离期间，一位外卖员可以减少25人出行。她还得到另一些数据，2020年中国外卖市场交易规模预计达9340亿元，中国有700多万名外卖员，他们近半数是“90后”，平均年龄不到30岁，九成以上是男性，八成来自农村，46%负有外债，其中安徽、河南、四川是骑手输出大省。
这些面向社会全部成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的数据，终究带着冰冷的意味。杨丽萍说，透过这些数据，她根本看不清外卖员的面孔与表情，画像过于粗放和模糊，明明是经常来往我们小区楼道的人，却陌生到只有开门的那一声问候，“我想知道他们在城里生活还好吗？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怎样？”
身边有朋友表示不理解，为外卖员写书有什么用，但是她却觉得，记录这个时代怎么可以不写外卖员？接下来的两年，杨丽萍执着地通过跟踪随访寻找答案，与中国近百位外卖员对话，最终他们面向生活的选择渐渐展露在她面前。她告诉记者，对于很多外卖员来说，这其实是一场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们走的绝不是什么金光大道，而是一条走出贫困的羊肠小路、逃离困厄的小舢板。”
“你们在追求什么”
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楚学宝，来自安徽蒙城县农村，也是这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单神的诞生”主人公，两人首次抽空见面时，约在咖啡馆。杨丽萍请他喝了杯咖啡，被对方瞄见小票56元。结果楚学宝和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带着满满的惊讶：“喔，这么贵啊。”他中午吃饭，点了一顿美味的鸭腿饭，才花了15元。
成为外卖员前，楚学宝有老婆有孩子，他们想贷款买房搬离农村老家，老爸却病重住进了医院。买房让孩子进城读书，还是给父亲留笔救命钱？是你，你怎么选择？他的回答是，与其困在问题里挣扎，不如争分夺秒地挣钱，所以这些年他不是在跑单，就是在跑单的路上，多次蝉联站点“单王”宝座。
他跑的是外卖中最累的商超，客户一下单就是二三十个品种，有桶装水、粮油、酱醋，淋淋洒洒，很不方便拿。可给的钱多，没办法，硬着头皮也得干。有钱才能有选择，这个道理经过绝境的他比谁都明白。悲观的人往往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乐观的人无论身上多痛总爱笑，楚学宝很累，有时为了送餐累到吃不下一口饭，可他却打趣地说，做外卖后，腰间盘突出症好了，肾结石也没了，什么时候好的也不知道，太神奇了。
这样的楚学宝只是群体缩影，700多万外卖员里面有多少“楚学宝”，数都数不清：宋家三兄弟，来自安徽砀山。三个大男人同住2100元的宿舍，把钥匙放在门缝里，谁回家谁取。他们有个开饭店的终极梦想，并且相信一定会实现；江西南昌的阿龙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被判断是一级智力残疾。30岁，他才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送外卖。有人听说了他的故事，要给他捐钱，他都拒绝了，“要你们的（钱），那还要我干什么”……
杨丽萍在这本书里探讨的是外卖员与社会融合的一个过程。越漂泊的人越向往遮风避雨的归宿，从形单影只到成双成对再到建立家庭，他们中有人说“想给女儿找个好学校“，还有人说“多想在城里有个家”，表述方式不一样，都在一步步在摆脱人生的漂泊感，追求人生的稳定感。
若这样说，楚学宝还算是幸运的。杨丽萍调研后发现，能够在所工作的城市解决婚恋问题的外卖员，非常少。2021年春，为找到人生伴侣，上海一位外卖小哥在外卖箱上贴了征婚广告，白纸打印着红字与黑字：老家河南，正直善良，能吃苦，肯付出，乐观执着。
“你们想告诉我什么”
写一本属于外卖员的书，最大的障碍在于取得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会耽误跑单，而外卖员的收入靠一单一单累积起来，孩子的奶粉钱、父母的医药费、自己的房贷月供以及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吃喝拉撒，都指望在这。“没有信任，你在他们眼里和推销楼盘的、推销广告的，没任何区别。”杨丽萍说。
一开始她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而且她认为被拒绝才是人之常情。所以每次采访，她会提前打电话，尽量避开骑士工作的高峰时间段。因为在她看来，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陌生人理解你、帮助你。但是在真正的采访过程中，她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不少外卖员的帮助。
有人出自于善意，还有更多的外卖员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自己内心的话讲给外界，“他们每天敲开那么多人家的门，跟很多人打交道，但没有知道他们是谁。他有失落吗？有痛苦吗？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个人坐在他面前，真诚地跟他交流，听他的故事，他们都会很开心。”
那么，他们想借这本书对外发出的声音是什么？
一路开挂的宋增光想告诉世界，送外卖也可以顶破事业的“天花板”。他从连云港来到上海，破除重复性工作带来的发展瓶颈，当外卖员8个月就升到站长，三年后成为上海培训专员，先后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2021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性格腼腆敏感的小于（化名）想表达理解的重要性。他今年31岁，总爱把“外卖送得人越来越自卑”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次他和电话那端的客人发生争执，恨不得把手里提着的麻辣烫扔在地上，把钱赔给商家，可忍了忍，想到7块2的配送费，在门关上转身下楼的那一刻，他还是赔着笑脸说：“祝您用餐愉快。”
在城市漂泊20多年的王计兵想证明“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人都可以拥有”。《中国外卖》出版后，他所写的一首诗《赶时间的人》冲上热搜，一天内有三家出版社找到他，计划出版他的诗集，王计兵跟其中的一家签了约。他曾经说过，出诗集是他写作的终极梦想，这个梦想如今变成现实了。
一条腿支撑人生的王建生则想传递出外卖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杨丽萍忘不掉他说的一句话：“几公里的送餐路其实是一个没有监管的真空地带，商家能放心地把餐交给我，客人能放心地吃我送的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相信我。”为得这一份信任，冬天的时候他怕餐凉，甚至会把冲锋衣的加绒内胆脱下来，放在外卖箱里防止热气散开……
杨丽萍自述：送外卖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我的采访录音整理有近百万字，有的外卖员的录音整理多达七八万字，有一位高达十几万字，可是见诸书稿仅数千字。每采访一位外卖员，我都想探索深入一些，读得透一些，多了解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有时会租辆电动车，从早七点开始跟踪一位外卖员，至到晚10点，跟着他取餐送餐，观察他举止、形态和表情，感知他的处境和心态。采访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李邦勇时，我下午4：30时赶到他所在的送餐商圈，他刚刚从幼儿园接了刚刚放学的女儿。我观察他们父女取餐，送餐，才会写下：“急剧加速和转弯时，女儿就揽紧他的腰，身子跟他贴紧些，再紧些。坐的时间长了，她脸上会浮现倦意，小脑袋贴着他的背，耷拉下去……过减速带一颠簸，她慌忙抓紧爸爸的衣服。到了地方，他从外卖箱掏餐盒时，背后的小梓涵像松鼠似的‘哧溜’一下跳下车。”
女外卖员占10%左右，我对她们很关注，一我本身是女性，有种天然的联系；二是我编了20多年的家庭杂志，那本杂志是广东省妇联主办的。在这本书中，我只写了刘海燕，良菊，赵盈盈等几人，采访和关注的却远不止这些。如重庆的邹小容，因27岁的儿子患了尿毒症，没钱换肾，她跑5年外卖，骑行13万公里，骑坏4辆电动车，最终赚了50万，给儿子换了肾；天津和山东还有两位母亲，她们的孩子得了恶性肿瘤，为给孩子治病选择了做外卖。
很多人的心里，外卖是一份简单的、机械的工作，门槛很低。但是这份工作，对外卖员而言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诗人王计兵，是最典型的一个。
开始时，他没想赚钱，都是一单一单地跑，没在意收入，把这当成体验生活。他实在是太爱写作了，只要做对写作有益的事，他就会开心得不得了。那些偏僻的、位于犄角旮旯的单没人愿意接，他却愿意跑，到没去过的地方看看，那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近百次奔波后，他写出诗歌《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结语
7月26日晚，我走在街头，正在思考如何为此次的报道划上句号，这和最初下笔一样艰难。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小哥恰好从我身边路过，仓促间，我能感受到他的时间可能仅仅只有3秒。那一瞬间，突然有句话从我脑海中跳了出来——中国有外卖，中国缺不了脚踩两轮车、来回奔波的外卖员。我听到他对着手机说:“喂，您好，外卖快到了，麻烦开一下门。”电话那端客人的声音听不清，但我想他一定也会回馈于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陌生人的对话，以和气开端，再以和气结束，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
校对 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