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迎来第五期，“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与明代史学家、方志学家杨慎共同品读中华最早的地方史志之一《越绝书》，领略中华方志的魅力。

节目现场，《浙江通志》副总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颜越虎与其他专家，共同解读了《越绝书》所蕴含的古老智慧和深刻思想。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不仅为“地志祖”，江苏的地方志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被称为“方志之乡”。明刻本《越绝书》就珍藏在江苏省方志馆，作为镇馆之宝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以下文字为颜越虎先生撰写——

《典籍里的中国》是央视重点打造的大型文化精品节目，《越绝书》是其2023年继《诗经》播出的第二部典籍。观看《越绝书》，随着剧情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思绪也跌宕起伏；在一幕幕剧情中，蕴含着丰富、可贵的事理，我们深深地为那种思想、那种精神所折服，从而产生心灵的震撼，得到精神的洗礼。

对于江苏、浙江的观众而言，观看《越绝书》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发生在吴越大地上的故事、扎根于吴越大地上的精神，而记录这些故事、这种精神的正是苏浙共享的典籍——《越绝书》。

江苏省方志馆馆藏明刻本《越绝书》

同土共俗：共享的内容

“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千年以前，《越绝书》中的这些表述，将吴越的地域概况、风土人情及两者的关系表述得简洁明了。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由三大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京杭运河、隋唐运河、浙东运河。京杭运河纵贯江苏，江苏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16日，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新地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馆，江苏在中国大运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其实，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引江水入淮河，名为邗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而另一条中国早期运河——山阴故水道则明确地记载在《越绝书》中，这条2500年前的越国山阴故水道位于今绍兴，是浙东运河的核心和标志性河段。

《越绝书》云：“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 山阴故水道的构筑早于越王勾践时代，至勾践时又加以疏凿和整治。由此可以证明它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在《越绝书》中还记载了“吴古故陆道”和“吴古故水道”，这与“山阴古故陆道”和“山阴故水道”一样，是吴国当时主要的水路和陆路。

说完了历史悠久的运河，我们再来看看吴越两国的都城。

吴越两国的都城分别是现在的苏州和绍兴。非常凑巧的是，在中国的众多古都中，建城年代明确和城址稳定不变的，就是苏州和绍兴。

吴都是吴王阖闾于其在位第一年（公元前514年）时命其臣伍子胥修筑的，称阖闾城。《越绝书》中明确记载了“吴大城”“吴小城”：“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庐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阖闾城遗址（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供图）

而越都是勾践在位的第七年（公元前490年），命其臣范蠡开始修筑的，先修小城，再修大城。《越绝书》中也同样记载了“小城”“大城”的具体情况：“句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亦有事。”

两座都城的建城时间、规模和特点清清楚楚；两座都城，一有虎丘作坐标，一有种山、蕺山、怪山作坐标，城址的稳定性也一目了然。

阖闾城遗存城墙基，宽约20米，高1—2米（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供图）

众所周知，《越绝书》主要记述的是吴越两国的争霸人和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勾践和夫差，是历史上的一对“欢喜冤家”。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中大败越国，攻破越都，迫使勾践臣服；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吴复国，称霸中原。勾践是胜利者，夫差是失败者，这是历史的一面。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越王勾践的生命中，夫差作为他一生的对手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夫差成就了勾践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没有夫差，也就没有勾践彪炳史册的业绩。

再看《越绝书》中记载的吴越大臣伍子胥、伯嚭、 范蠡、文种、计倪等人，他们或忠或奸，或智谋过人，或勇猛超群，为后世树起了一面面镜子。以伍子胥、文种为例，一为吴国忠臣，一为越忠臣，两人最终都被赐死，历史何其相似。在吴越地区的民间，则把两人所遭受的冤屈与钱塘江大潮连在了一起，于是，伍子胥和文种同为钱塘江大潮的潮神，他们一前一后，你拉我推，把钱塘江大潮推演成为举世无双的一大景观。这也是“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的一种印证吧！

众手成书：共享的作者

关于《越绝书》，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因为《越绝书》上没有作者的署名，所以引来后人的种种推想。

一种说法是《越绝书》作者乃伍子胥，另一种说法认为其作者是子贡。

但这两种说法在唐代中期之后，不少学者已经给出了否定的意见。

那么，《越绝书》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典籍里的中国》之《越绝书》中，大家看到了，号称“明代三才子之首”的状元杨慎，如解谜一般地“破译”了《越绝书》作者这一未解之谜：《越绝书》的作者是东汉会稽（今绍兴）人袁康、吴平。杨慎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明代胡侍、陈垲、田艺蘅、胡应麟等学者的认同；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也接受了杨慎的观点；后世许多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在著述中也都采纳了杨慎的说法。杨慎之说成为有关《越绝书》作者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

当然，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赞同杨慎的说法。明代以来，一直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浙江大学教授仓修良教授认为袁康、吴平两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更多的人认为，从《越绝书》记述内容、文字风格来看，该书“成非一人”，战国时期就有人开始撰写，到汉代，乃至六朝，一直都有人在增补，而袁康、吴平只是其中的两位，他们做了一些增、删、改、定的工作。所以，说它是众手成书更符合实际。

在“众手成书”中的过程中，既有越地人，也有吴地人。以《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为例，这是以记述吴地的城池、宫殿、山岭、湖泊、河流、农田、道路等内容为主，如果不是吴地人，相关情况不可能了解得这么多、这么深、这么细，也就不可能记得这么多、这么深、这么细。正是包括吴越两地相关人员在内的众多作者的前后接力、共同努力，才形成了这部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纵横曼衍，博奥伟丽”的奇书，为后世留下了一本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珍贵典籍。

江苏省方志馆馆藏明刻本《越绝书》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共享的荣耀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是清代著名学者毕沅、洪亮吉的观点。其实，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绍兴府志》在记及《越绝书》时就指出：“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此后，至清、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有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越绝书》“开方志之先例”，“方志宗师”朱士嘉则明确指出:“《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

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等学者认为《越绝书》不是地方志，而是地方史，仓修良教授曾经撰写《〈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等文阐述其观点。

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越绝书》“按照今本十九篇来看，内容包罗极广，不能一律都作为方志看待。但其中卷二《吴地记》和卷八《地记》两篇，不仅把句吴和于越两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城池道路、宫殿陵墓、农田水利、工场矿山等记载得十分详尽，而且还写出了这两个不同地区即太湖流域和会稽山地的地理特征。……对一个地区的山川地理作这样的记载，无疑为宋代及其以后的地方志编纂开创了先例。把这两篇作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确是恰如其分的。”

众所周知，源头性的事物不同于其成熟时期的事物，就如同三江源区域的涓涓细流，不同于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典型地段一样，但它们毕竟是三江的源头。《越绝书》也是这样，其形态不完全与南宋定型后的志书相同，但不能因此否认它是后世这些成熟志书的源头。

正因为《越绝书》对于地方志的源头性意义，才使得它跻身于《典籍里的中国》，才能与《尚书》《周易》《论语》《史记》《汉书》等顶级典籍一样，矗立在以无数传统典籍作为基座的“宝塔”塔尖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这就是苏浙两省共享的荣耀，也是中国地方志的荣耀！

颜越虎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