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日本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3月3日因衰老去世，终年88岁。大江健三郎与中国渊源颇深，他的父母都曾在中国居住，他的文学深受鲁迅影响。他本人多次访问中国，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记得日本人对中国人所犯的罪行，就算只能做到一点点，我一直希望能有赎罪的机会，也许会因自己做不到而承受痛苦，直到辞世吧……”
大学时系统研读《毛泽东选集》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四国岛松山地区的大濑村。曾外祖父为他取名“古义人”。“古义人”之“古义”，来自日本江户中期古学派大儒伊藤仁斋的居所兼授学之所“古义堂”（伊藤仁斋著有《论语古义》《孟子古义》等书，与他的儿子共同创建了日本的堀川学派）。
步入文坛后，“古义人”这个儿时的乳名，不时以“义”“义兄”“古义”以及“古义人”等人物名，出现在他的小说之中。
在其长篇小说《别了，我的书！》中，开篇第一句，大江健三郎就写到：“虽说已经步入老年，可长江古义人还是因暴力原因身负重伤后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他清晰地告诉读者，自己经由曾外祖父和古义堂所接受的民本思想，其源头在于长江所象征的中国。
大江后来又详尽地说到：……我在孩童时代有个名为“古义人”的乳名。我的曾外祖父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
大江健三郎在少年时就关注到了日军侵华战争。当时，两个参加退伍老兵在帮助大江家修缮房屋的间隙，聊起了侵华期间日军所执行的“三光”政策，让大江第一次知道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为之深感愧疚和惊恐不安的同时，他也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之虚伪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这两个老兵还说起在中国攻打八路军根据地时的狼狈情状。他们告诉少年大江 ：八路军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地势险要之处。由于八路军与中国老百姓是鱼水之情，所以攻打根据地的日军部队尚未到达目的地，就有发现日军行踪的老百姓向八路军通风报信，于是八路军便在根据地设好埋伏，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就枪炮大作，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死伤狼藉、狼狈逃窜。
大江当时就想到：如果当地历史上多次参与暴动起义的农民也像八路军那样，在家乡深山老林里的险要处建立根据地的话，那么家乡的历史会如何演变？日本的历史是否会是另一种模样？
带着这个思考，大江在东京大学仔细且系统地研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将书中的论述与家乡的革命暴动史乃至日本的近代史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此后，“暴动”和“根据地”字样开始频繁出现在大江的小说文本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江建立了以中国革命模式复制的根据地。
“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1960年初夏时节，日本人发动了“反对《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在上一年，大江健三郎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参加被称为“安保斗争”前哨战的“砂川斗争”。这里所说的“砂川斗争”，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日本民众反对美军扩建军事基地的群众斗争，也是日本社会在战后迎来的第一场大规模反战运动。在反对《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中，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站在了示威群众之中。
就在此时，大江健三郎受邀参加了以老一辈作家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一月有余的访问，以获得中国对这场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机场与新婚刚刚三个多月的妻子由佳里以及作家安部公房等朋友话别时，大江特地叮嘱妻子：为了使80年代少一个因对日本绝望而跳楼自杀的青年，因此不要生孩子。
然而，时隔38天后，还是在羽田机场，刚刚结束中国之旅的大江却对前来迎接他的妻子说 ：“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这一个多月的中国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大江的态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在这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参观了工厂、机关、人民公社、学校、幼儿园、展览馆等。在此期间，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了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人民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此外，他还在一篇题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信稿中表示，较之于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万里长城建设者的子孙们话语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让他对人民共和国寄以希望。大江发现，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大江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这个发现让大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震撼和感动，一如他在同年10月出版的写真集里所表述的那样：
“我在这次中国之行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印象，是了解到在我们东洋的一个地区，那些确实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面向明天而生活着。我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希望就会原样成为日本人的希望。我同样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明天会原样与日本人的明天相连接。不过，在东洋的这个地区，那些怀有希望的年轻人面向明天的姿态却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力量。”
当然，更让大江为之震撼和感动的，是中国人民在真诚和无私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新条约》。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带领随从人员赶到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二层，向代表团表示慰问。大江后来回忆：
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最后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着闻名遐迩的烤鸭连一口都没咽下。
……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慰问，尤其是其后第五天（即 6月21日）晚间，毛泽东主席于上海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会见结束后，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站在门口，与日本朋友一一握手话别。当时，青年作家大江照例排在日本代表团的队尾，终于轮到大江上前告别时，毛主席一手握住大江的手，用另一只手指点着大江说道：“你年轻，你贫穷，你革命，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这段话语其实是毛主席在会见期间对日本客人所说内容的一部分，大意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贫穷，穷则思变，才会参加革命；二是要年轻，否则很可能在革命成功之前就已经牺牲；三是要有革命意志，否则就不会参加革命。多年后当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接受德国一家媒体采访之际，他回想起了毛主席的这段话语，便对这家媒体不乏幽默地表示：毛泽东主席曾于1960年预言自己将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现在看来，毛主席只说对了一半——自己虽未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却也成了伟大的小说家。
在每年临近6月21日的时候，大江就会提前嘱咐妻子订购茉莉花，因为日本没有这个物种，需从中国移植，所以并不多见。到了21日这一天，自己就会停下所有工作，面对那盆订购来的茉莉花，回想1960年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会面。他回忆说：
我想起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在上海接见了我。我记得自己在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前，前方有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两旁开满了洁白的花。花的浓郁幽香从两侧沁入鼻腔（用左、右手的食指分别指向两个鼻孔），我们就沿着茉莉花曲曲折折地向前深入。走廊的尽头就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
……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有茉莉花，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亚洲伟大的人物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我和帕慕克见面时，经常对他说 ：“帕慕克，你记着，我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位朋友！其实也不能算朋友，但我见过他！
正是在中国的经历，让他在回国时在羽田机场对新婚妻子由佳里说：“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日本的良心”
大江的母亲小石非常熟悉并热爱中国现代文学。小石与丈夫大江好太郎曾在中国居住过，对鲁迅尤其喜爱。小石曾对他说,在亚洲作家中，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两位，一位是真正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泰戈尔，一位就是中国作家鲁迅。这些后来都影响了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之路。
1961年，大江健三郎发表《十七岁少年》和《政治少年之死》，无情抨击了封建天皇制之虚幻、右翼团体之虚伪。这让他随即受到右翼团体的威胁。在右翼团体的巨大压力下，刊载该作品的《文学界》没有征得大江本人同意，便在该刊3月号上发表谢罪声明。从此，《政治少年之死》在日本被禁止刊行，直至2018年7月被收入讲谈社版《大江健三郎全小说》之前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未能被收录在任何大江作品集里。当然，这两篇作品的创作对于大江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此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大江总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开始用审视甚至批判的目光注视着权力和中心，越来越靠近作家鲁迅所坚持的批判立场。
大江健三郎被誉为“日本的良心”，勇于揭发日本的黑暗面，他在《冲绳札记》中，揭露二战末期日本驻冲绳军官要求700多居民在美军攻进前集体自决。这段历史被日本的教科书美化为冲绳居民为效忠天皇而死，这段历史也让大江健三郎掉入反省的漩涡：“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他因此而遭右翼围剿，2007年被当年驻琉球的军官遗族控告损毁先人名誉，官司缠讼至去年4月，才由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告的上诉。虽然松了口气，但大江健三郎仍继续公开呼吁日本文部省应还原史实，把真相写入高中历史教科书里。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政治、现实的作家,大江先生对和平也表示出自己深深的忧虑：“关于过去的战争问题，像我们的父兄这个年纪的人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不应该忘掉战争，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就是我的文学创作出发点。我的作品反对未来的核战争，如今日本又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倾向，他们会不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不幸，而且给日本带来更大不幸呢？我非常担忧，我希望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许金龙 罗惠珍 据《传记文学》《海外星云》等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