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传统语境，自然的长江如何影响人文的历史？人文的历史又如何丰富自然的长江？姑以六朝、江苏为时间与空间范围，略举三例（前文已述一例），以见其情形的复杂与论题的重要。
长江万里图卷局部 明 戴进(传)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限江自保”
姚大中所谓陈朝“同于三世纪三国时代吴国，而为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其实体现于诸多方面，如孙吴皇族为吴郡富春人、陈朝皇族为吴兴长城人，都属南方土著豪族；孙吴建都建业、陈朝建都建康，建业、建康即今南京市；孙吴、陈朝的疆域虽有盈缩，但都以“北据江，南尽海”为疆域主体；孙吴与陈朝的基本国策，又都是“限江自保”；280年孙吴灭亡时，晋朝得户52.3万、口230万，589年陈朝灭亡时，隋朝得户50万、口200万，也颇相近。本节单说孙吴的“限江自保”，并藉此以见长江之于六朝守国的军事价值。
孙吴的“限江自保”，即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治建业）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凭借地理上的江山之险，层层防御，以与北方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相抗衡。作为孙吴立国以后的基本国策，“限江自保”原则亦为东晋、宋、齐、梁、陈所继承，这些王朝或守河（晋末宋初）、或守淮（东晋、宋、齐、梁）、或守江（陈），以保国祚，今日的南京也因此而屹为六朝之都。
孙吴定立“限江自保”国策的缘由，既是孙策临终之际对孙权的嘱托，也是自身国力使然。以言孙策的嘱托，《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曰：
建安五年……（孙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以言国力使然，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蜀汉建兴七年（229）事曰：
是岁，孙权称尊号……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
诸葛亮称孙权“智力不侔”不必当真，“非力有余而利不取”则洵属确论。的确，孙权的“限江自保”，实是因其国力无法与曹魏争雄，即便与蜀汉结盟，不时攻扰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却也北不过合肥，西不过襄阳，以攻为守，而无意于中原。
再者，“限江自保”也是孙吴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自然选择，《六朝通鉴博议》卷2即议论道：
曹氏父子常矜其众，而加兵于吴矣，太祖一举而舟焚于赤壁，魏文再临而城遍于武昌。至广陵之役，睹江涛汹涌，而为浮云之章，亦见其智力无所施于此矣……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则屈，以其所长，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说。诸葛亮谓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周瑜谓舍鞍马，仗舟楫，曹操必破。
这就是孙吴“全据长江，形势益张”的地理优胜，也是曹丕兵临长江而发出的“一声叹息”：“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东晋孙盛《魏氏春秋》）
进而言之，孙吴“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又是如何实施的呢？清谢钟英《三国疆域表》云：
其固国江外，则以广陵、涂中、东兴、皖、寻阳、邾、夏口、江陵、西陵、建平为重镇，江东则以京口、建业、牛渚、柴桑、半洲、武昌、沙羡、陆口、巴丘、乐乡、公安、夷道、荆门为重镇，夹江置守。上游要害，尤重建平。
这是长江沿线实行要点防御的重镇。又清杨晨《三国会要·兵》引北宋《太平御览》：
引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寇至则举，一夕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长沙。
这是长江防线遍置烽火台的情形。又在兵制方面，陶元珍《三国吴兵考》（《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指出：
吴滨江立国，处处受敌，若防守不周，则覆亡可待，故萃中央兵于建业，而分戍诸将兵于各镇。又若诸兵人土不习，守心不固，则有溃散之虞，故采最足维系兵心之世兵制。
当然，仅此还不足以保障孙吴长江防线的安全无虞，还需要守在江北，即在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建立前沿防线，以为缓冲地带；又需要结盟蜀汉，“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以联合抗衡曹魏。
然则奠都建业、“限江自保”的孙吴，以及同样奠都建业、“限江自保”的陈朝，终究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只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的地理形势，而实在人为的不臧，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即言：“自吴以来，立国江南者，莫不恃江以为固，江又恃人以为固。人善谋而武事修，则江为我之江，否则与敌共耳。”如西晋之灭吴，末主孙皓检讨：“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又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暗置铁锥，谋求阻扼西晋水师；后主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邪……奏伎、纵酒、赋诗不辍”，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弊，而守国所恃，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诚哉刘禹锡《金陵怀古》的历史鉴戒。
中国历史留给今人的鉴戒，又在“不以成败论英雄”。即以孙吴的“限江自保”来说，若从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算起，到280年孙皓亡国，就维持了孙吴近70年的国祚，这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功业绩：首先，孙吴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经过孙吴一朝的经济发展、交通开辟、政区设置、民族融合、文化进步，南中国进入了中国历史的主舞台，并引领了以后中原有难、避难江南、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总体趋势，比如东晋、南朝、南唐都是如此。其次，提升了作为“阳城”的南京的政治地位。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开始于孙吴，也就是说，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古都南京的政治地位，奠基于孙吴。再次，提升了作为“阴城”的钟山的文化地位。孙权是埋骨钟山的第一位皇帝，孙权、朱元璋、孙中山又共同凝聚为“中华城中人文第一山”钟山最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长江万里图局部 南宋 赵黻 故宫博物院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在南京2500年的城市史中，孙吴首都建业，东晋再都建康。如果说孙吴“限江自保”、首都建业的意义与影响，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那么东晋“衣冠南渡”、再都建康的意义与影响，就特别彰显于民族与文明两方面了。唯兹题甚大，不妨就以南京幕府山前、长江南岸的五马渡为例，稍作说明。
五马渡，今为南京幕燕滨江风貌带的一处景点。建有五马渡码头，开行“长江传奇”号游轮；辟有五马渡广场，塑有一龙四马的铸铜群雕。“五马渡”的得名，《读史方舆纪要》卷20“幕府山”条云：“晋元帝渡江，王导开幕府于此，因名。北滨大江，有五马渡，元帝初与彭城等五王渡江至此也。”虽然王导开幕府于此、因名幕府山的旧说，已为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现孙吴砖刻地劵上的“莫府山”地名所破，但幕府山、五马渡与王导、司马睿（晋元帝）的密切关系，仍然不必质疑。
此不必质疑的密切关系，考诸《晋书·元帝纪》的记载：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及吴之亡，王濬实先至建邺，而皓之降款，远归玺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
与上引记载相关的史实是，当建都洛阳的西晋王朝陷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危局时，永嘉元年（307）九月，西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琅邪世族王导的辅佐下，渡过长江，来到建邺即今南京，再造晋朝（史称“东晋”），是为“中兴”之主。这样的情形，又正如北宋康王赵构之再造宋朝（史称“南宋”）、同为“中兴”之主。按照南京地方史志的记载，其时司马睿、王导等人的过江上岸之处，就在幕府山北麓江边、后人称作“五马渡”的地方。“五马浮渡江”中的“五马”，指西晋司马氏皇族的琅邪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汝南王司马祐、南顿王司马宗、彭城王司马纮；“一马化为龙”中的“龙”，则是接受孙吴末主孙皓投降的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317年建元、318年称帝的晋元帝司马睿。
然则南京长江岸边的“五马渡”，可谓开启了历时百余年的东晋王朝，以及递嬗相承、接续其后的宋、齐、梁、陈四朝。而应验“金陵有天子气”“又符中兴之兆”“竟登大位”的司马睿，梁人张缵《南征赋》颂其功德道：
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历年所，二百余载。割疆埸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赉。
至于这种“正朔相承”的意义，不仅使“华夏”的东晋南朝在与“五胡”的十六国北朝的南北对峙中占有文化优势，这种文化优势又部分地弥补了东晋南朝的军事劣势，所以南宋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卷1中感慨：
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故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攻，而天意佑华，亦不可以厚诬其实。
反之，可以设想，若无司马睿、王导君臣的“草创江南，缔构基址”，相对落后、野蛮且具强大破坏力的“五胡”军队，跨过淮河，越过长江，迅速南下，扫定海宇，则基础于农耕经济、儒家传统的华夏文明，无疑会遭遇难以想象的空前劫难。又正是由于东晋南朝的守淮、守汉尤其是守江，并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才使先进的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发展与丰富。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评价王导：“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所以我定位南京：“南京是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是具象与意象皆呈现出兴衰起伏特点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进而言之，长江护佑的薪火相传的南方华夏文明，还给北方“五胡”的“汉化”或“本土化”的演进，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完整的“模范”，其结果，便是南与北交融、胡与汉融铸而成的辉煌灿烂的隋唐文明，特别是其中的精英文化。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因为所系的民族命运、文明传承如此之重，所以明清时代各种版本的“金陵胜景”中，总有指代五马渡的“化龙丽地”的位置，恒久写照着这段非同凡响的历史；又犹记2021年4月16日，我建议幕府山风景区命名晋元路、茂弘亭、怀德亭等地名，即意在与山下、江边的五马渡相呼应，盖司马睿（晋元帝）、王导（字茂弘）延续汉族王朝、传承华夏文明的丰功大德，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六朝已经远去，长江万古奔流。清人郑燮有《六朝》诗：“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板桥先生的这首诗，以浅白的语句，写出了历史对于六朝的冷酷，其间还蕴涵着南人的一种无奈的情结：气承长江之势、地拥虎踞龙盘的六朝，为什么兴废如此匆忙？其实，“风物长宜放眼量”，长江护佑的六朝以及六朝都城建业、建康，虽是一时的军事上的被征服者，却是最后的文化上的征服者，这既为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提供了中国历史的例证：“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也是我为六朝博物馆“回望六朝”展陈所撰“前言”中表达的坚定信念：“西哲有云：‘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我们回望六朝，感悟历史，也可以说：‘伟大属于罗马，光荣属于南京！’罗马的伟大，在于军事的征服；南京的光荣，则在文化的传承，在于六朝时代华夏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然则六朝以及六朝都城这样的“光荣”，又离不开滔滔长江的忠诚守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光荣属于六朝，伟大属于长江！
胡阿祥
本文系“南京名胜景观与古今地名研究”（JSDY-2022F181）项目阶段成果。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六朝博物馆馆长，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校对 李海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