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草木早已成为华夏社会意识形态的媒介，承载和传播着诸多观念。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清果和硕士研究生许黄子仰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刊文，认为“天父地母”观念是一种以“间性”为基础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隐喻。人与天地相应，与草木同归。人与草木媒介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缩影，从古至今经历了敬畏与依赖、征服与控制、和谐与发展等阶段，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主体间性以一种主体之间平等对话、共生共处的机制，在移情、身份和政治等隐喻中不断指导着人类建立起与草木媒介、与自然的“共生交往”关系，与华夏先哲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从人与自然的间性传播的关系视角放眼未来，可以发现其对个人内在的自我完善、社会生态的持续发展和国际政策的有效传播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几年来，西方兴起了一种强调以主体之间平等对话、共生共处机制来指导实践的“主体间性”理论。这与华夏文化中强调万物一体且平等互动的“天父地母”观念渊源颇深。学者商戈令（GelingShang）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和语境出发，提出了“间性论”（Interalogy），不仅概括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特征，更总结出中国哲学是以“间性”为基础，观照西方哲学本体论忽视的非实体性存在要素展开的。这一概念强调了“间性”（interality）在连接万事万物，使它们相关相契、相生相死地存在于一个非一元的世界整体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间性论中，间性是一种被当作与实体同等的甚至更为基础的问题来探讨的学问，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新的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路、方法或范式。

“天父地母”观念蕴含着与西方现代主客对立思想截然不同的东方智慧，是一种以“间性”为基础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隐喻。早在《周易·说卦传》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中，就认为非存在的“天地”观念与存在的“人类”之间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管子·五行》进一步阐述天地与万物互为平等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道家经典著作《太平经》曰：“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则体现了天、地、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能够建立联系与互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能够使三者和谐共生、共进共演。可见，“天父地母”所表达的“间性”思维影响着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物、自然生态的思维模式和具体实践，并逐渐形成和沉积为民族文化心理。明晰“天父地母”的深刻内涵不仅有助于提升自我人格修养，端正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符合国际共识的交往秩序和生态文明体系。

将“天父地母”观念中的“间性”应用到传播学领域，则提供了一种理解传受双方信息流动和主体关系的新视角。《易经》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天地、草木与人类三者之间共同演化，相互作用，产生关系。“媒介是一种间性现象”，草木作为一种自然中的基础性媒介，在人与天地关系之中产生和建构意义，不仅见证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在，更在二者的沟通过程中起着间性拟合的作用。而传播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中以草木为媒，将其纳入人类谈论、互动的对象之中，甚至将其“驯化”为有意义的客体进入人类的生活。正如弗卢瑟所说：“我们若想真正成为‘我’，就要与他者同在并为他者而在。”人类只有建立起与自然主体的间性关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与自我、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因此，本文以作为媒介的草木为基础，追溯前人对自然的传播观念的界定、认识、记述与应用，挖掘华夏先哲草木智慧中的间性传播方式，从而为自我内在的精神完善、社会生态的持续发展和生态政策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传播提供新的致思路向。

正如前文所言，华夏先哲的“天父地母”观念与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高度兼容。间性思维遍在于中国传播语境，涉及不同领域，被用于解决不同的中国关系问题。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主体间性”的传播实践为我们正确处理二者的价值关系开辟了一个建设性的研究视角。

主我与客我的内向传播：草木联结，返璞归真

1953年，拉康在分析言语（speech）的功能和范围时强调，言语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过程，即“主体的言谈（aloution）需要有一个对谈者（alluor）”，因此“言谈者（locutor）在其中是作为主体间性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言谈并不仅仅存在于自我与他人的交流中，也存在于人体内部的自我对话中。朱莉娅·伍德（JuliaWood）提到：“当我们自言自语，或进行自我对话，或让自己对某件事情下定决心时的心理历程，就是一种自我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这是一种在个体内部进行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需要引发思考，思考又依赖于语言，也就是说我们会用语言为现象命名，用语言来诠释现象。因此传播便形成了。”因此，人的内向传播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主体间性建立的过程，即当个人在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并在人体内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作为个人主体意识的“主我”和作为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的“客我”会在对话和互动中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自我，从而完成内向传播的过程。

那么，人与草木的内向传播智慧亦可以理解为类似的精神实践，即人们在接受到关于草木的信息后，便形成了与草木相关的角色期待。他们会将草木作为另一主体自觉地在精神领域中反复玩味，在自我心灵世界中开展与栖息于草木中的自我对话，并从中获得一种自由感和满足感，促使主我与客我在草木精神感召下，不断地自我提升，朝着完善自我的理想境界前进。例如，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曾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土保持科教园捐种一棵香樟树，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实践，也是一种对草木的精神实践。《本草纲目》提到“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在中国传播语境中，樟树多与文章、贤才有关。习近平同志捐种香樟树不只是传递出他对自然的敬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更是预示着他对自己的期待，即内在的“客我”追求是成为一个像香樟树一样具有正直而沉静品质的人，并表达了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国民做出贡献的自我价值取向。草木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传播与人们构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为人们的心灵栖息提供了休息场所。通过再现人与自然、人与草木的情境交汇，以及人们在交汇时所拥有的独特生命体验，草木的精神特质和意志本色会逐渐演化为推动人类自我开启生命觉悟的主要动力，而这一过程还将表现为强烈的自律修养与质朴的精神实践。

国家与自然的生态传播：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费孝通说，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很多都是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间性传播将是破解关键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传播的本质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间性一词来自汉语的会意字“间”，它既可以指物理空间的间隔，也可以指互动、互惠等关系。中国国家治理自古便对自然有着间性论情怀，并通过草木媒介传播这一价值观念。《管子·立政》云：“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意为若山泽能够防止火灾，草木繁殖成长，国家就会富足。在古人朴素而睿智的生态思想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其中蕴含的生命冲动（elanvital）能在把握自然中的关系性机会和闲置的生态位的同时，自发地进行自我分化，从而跟同一环境中已然存在的或共同出现的生命形式进入互惠关系之中，处于这种关系中的物种会相互连通、相互作用，并诱发彼此的生成。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的基本向度之间，人类社会与草木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草木媒介与自然环境之间关联互动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相互适应、共同演化、共生共赢的具有间性关系特征的媒介生态系统（mediaecosystem）。即在一定的时空限制内，“人-作为媒介的草木-社会-自然”四者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的信息变化反映和传递了关系的变化。

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需要关注人与自然的间性传播。这一思想带来的最大智慧就是认识到并承认自然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存在主体，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将草木媒介与政治传播相勾连，点出了构建自然与国家治理的间性关系的必要性。从“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出自2022年6月《求是》杂志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文），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再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康市平利县蒋家坪村考察时提出）。这些生态策略不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间性智慧，同时适应和把握了世界范围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中国敬畏和尊重自然、关注自然主体的在场意识，力求通过生态文明传播与自然保持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平衡的间性关系，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达到“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的理想状态。

我国与他国的国际传播：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人作为主体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时，必然要通过与他人发生关系来建立其与自然的联系。关于自然生态问题，不仅涉及中国，还会涉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主体间性具有多重维度，该理论不仅可以用于解释自然界与人类全体之间的关系，亦可以用来分析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多重主体关系。因此，提高主体间性意识，对我国就自然问题进行对外互动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在人类主体范围之内，人类需要建立起一个以自然问题为纽带、以解决自然问题为价值取向的共同利益主体。为了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利益，人类需要开诚布公、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在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之后制定合理的规范标准，并在实践中遵循与践行。

尽管不同文化为世界各国交往带来了一定的传播隔阂，但主体间性理论作为处理异质化问题的有效手段，在处理世界性自然问题上卓有成效，也进一步传播了中国草木文化观念。《千字文》里说“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即圣君的仁德，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王道的恩泽遍及天下的百姓。中华民族受到草木情结的深层文化心理影响，在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立场上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促使其在解决世界性的自然问题上，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策略，并在实际行动中奉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进行“中国实践”，以推动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国优秀的草木文化为解决世界自然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如道家思想中的“天父地母”“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以及儒家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佛家的“万物平等”、阴阳家的“生生谓之易”等。这些闪耀着生态伦理光芒的中国智慧被传播至海外，成为指导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实践的重要理论。作为“交往行为”中的传播主体——人类与自然、我国与他国，都是相辅相成、休戚与共的。因此，应发挥好主体间性理论在处理自然生态问题上的最大传播效力。

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其实反过来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存在使生命成为可能，而人类却还未弄清楚该如何充分保护好它们。环境与自然相连，草木与天地相通。草木为我们构筑了生存环境和间性场域，成为我们与自然、天地沟通的媒介。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诞生的这条永不断线的草木之链，闪烁着华夏先哲的哲学智慧，蕴藏着主体间性的传播实践。这些思想资源将帮助人类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修复生态文明秩序的过程中，以草木为本，去观察其生长变化，体会其规律，感悟其精神，坚持自然的主体地位。只有在与自然的相互关联中，人的理性、人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彰显出来。“‘间性’将帮助人类跃过所面临的深渊——把我们跟后历史存在分开的深渊——从而到彼岸。”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原文约11500字，标题为《“天父地母”：华夏文化中人与自然草木的间性传播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Sa0-xkltcfnbvlQU-8hrQ。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19BXW05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黄子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