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即“河运”，“河运”即“国运”，此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此“河”当然包括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运河），但一册《国运之河》（诸荣会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在手，即使其没有“中国古运河的前世今生”的副题，我仍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运河，因为，运河之于国运，无论是其标注性意义，还是其共命性特征，都较之于自然河流更显著，更全面，更立竿见影！这其实并非多么艰深的学问和难以理解的道理，只是一般人平时对此多不太关注，使之成了一个知识的盲区或认识的盲点。因此，《国运之河——中国古运河的前世今生》首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在这方面或许正可有某种“扫盲”的意义。
其实，运河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河流，而是人们为了航运而以人工挖凿出的航道，就其工程量来说，一般都很大，尤其是之于工程技术水平相对不高的古代更是，这便注定了历代运河的开凿多为国家行为——大国行为——一般小国那是想也白想，甚至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事实也确如此，这只要看看中国最早期的几条运河就可知道，施淝运河、荆汉运河是楚庄王时代的楚国开凿的，胥河、邗沟是夫差时代的吴国开凿的，而楚庄王时代的楚国和夫差时代的吴国，都是各自国力最强盛时期；至于开凿灵渠的秦、开凿隋唐大运河的隋和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元，都是当时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王朝，它们国力之强盛也为空前。当然，强盛的国力并不仅仅指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指科学技术，至少是工程技术，也要与前者一样达到较高水平，因为运河的开凿，事实上还是个技术活。
说实话，对于运河的开凿，我曾主观想象，其即使在古代，除了工程量巨大会一时难以完成外，并无多大难度；然而，读过《国运之河》后，我才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灵异之渠》中，作者详细介绍了灵渠开凿过程中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凿成的那河水“端平”！其诚如作者在文中所写：“生活中要将‘一碗水端平’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海洋河与大溶江是两条河流，且二者原本有着六七米的落差，如何让凿成的灵渠水平流载舟而行，自然更不容易！”灵渠的建设者为此在设计和施工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不但担得起“巧妙”二字，更担得起“综合”二字，才使得“灵渠的流水不但通了，而且真正的‘平’了，可以真正‘载舟’了，而灵渠也因此成了一条一年四季畅通的真正的运河”。而这一切的实现，是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条件下的两千多年前，其工程设计和施工水平堪称“巧妙”和“综合”，难度可想而知！《大运河甩不掉的城市》的第一章节，即“破岗渎、上容渎和方山渎”一节中，作者写道：“破岗渎”之“‘破岗’有点名不副实，‘翻山越岭’似乎倒名副其实。”然而，永远“往低处流”的水，如何能一反自然“翻山越岭”——还要载着船只“翻山越岭”？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古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惊人智慧，并在书中作了很是具体的介绍和令人信服的论述，甚至作者还将运河的开凿和长城的修建进行了一番：“较之于建造翻山越岭的长城，开凿翻山越岭的运河显然不只凭意志和勤劳，更需要想象和智慧。”而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就长城和运河在顺应自然又背逆自然、利用自然又改造自然上体现的不同程度和难度所说的，因为从本质上说，运河是一种反自然的产物。
自然界一条条大小不同的河流存在于大地上，无论是其位置，还是大小，抑或流向等，都是有着自然合理性的；而自然界中那些没有河流到达的地方，或者说那些没有产生河流的地方，其“没有”也是有着自然合理性的，而人力非得在这种本没有和不该有河流的地方开凿运河，本质上是对自然合理性的一种背逆。然而，水流的自然规律，即其“向低处流”的规律，既是其自身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也是谁也事实上背逆不了的；那么如何在尊重和遵守水的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将本质上反自然的运河尽量触入自然河流的水系，使它不被自然“排异”，从而使生命尽量长久，这个问题便既属于技术的，也属于文化的了！而在这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中的表现往往是各不相同的。远在神话时代，面对大洪水，中国人在大禹的带领下，用一个“理”字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西方人是躲进诺亚方舟等待着洪水自己退去。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中国人对于水，讲究的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无所作为。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大地上才会出现这么多的运河，而中华民族也成了世界上最喜欢开凿运河的民族。与其同时，或许也因为中华民族的喜欢开凿运河，终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最善于开凿运河，而且最懂得水及其能载舟覆舟和道理；而进入如此语境中的道、理，事实上又很难说清它到底是属于治水还是属于治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着“治国必先治水”传统？为什么“国运”即“河运”或“河运”即“国运”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就是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类似问题答案，或许正藏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方向，而《国运之河》正是在这一方向所作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努力讲述。
运河的开凿是为了航运，即为了航运的实现和便利，河道自然应尽量平缓，即河道选址时要尽量选择在小落差甚至无落差地域。但是，在如此地域上凿成的运河，自然河水流速缓慢，甚至成为一河死水，其随之产生的后果，一是很易漫溢，乃至泛滥成灾，二是，水中所含泥沙便很容易沉淀于河床，河道亦便很容易淤塞，乃至运河本身的报废。那么如何在运河正面效益与负面影响之间、实际寿命与航运效能之间寻得一种平衡，以使几方都能达到最大化效果呢？这应该是众多的运河设计者最为绞尽脑汁的吧！以漕渠为例，在本书的《东向的宿命》一篇中，作者着重介绍了汉朝开凿其经过和它在大唐盛世时所面临的双重尴尬，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以上问题的思索吧！《国运之河》中类似这样的篇什还有多篇，如《此鸿沟彼鸿沟》《弃与被弃的因果》《隐喻和悖论》等，它们都是在说河，说运河，说河运，但未尝不也同时在说国家，说治国，说国运——如此叙述着实突破了当下众多书写运河书籍多在航运语境中之局限。
是河流，都需必要的保护、疏浚和整治，但运河相较于自然河流，其自身特点注定更需要不停地保护、疏浚和整治；反之它便很容易被淤塞——至少比自然河流更容易。正因为这样，乏观中国大地上一条条古运河，其通畅的前提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时代的安定，社会的开放；而那些废弃的和消失的古运河，一般都废弃和消失于国家分裂、民族对立、时代动荡和社会封闭的历史时期——中国古运河的命运，事实上成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最好注脚。因此，今天国家提出“运河重生”计划，我想其目的并非在复活运河本身，更非让我们在高铁和飞机的时代回到运河时代去，而是欲将“运河精神”进行传承、提倡和发扬，而所谓“运河精神”无非是勤劳智慧的品质、沟通开放的态度和统一团结的传统吧！以斯言之，这本《国运之河》之于今天一般读者的最主要意义应该在此！
文|余一鸣
作者系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校对 徐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