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备尝苦辛。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本书再现90年前守护国宝南迁的壮举。

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932年3月，在日本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划归伪奉天图书馆。8月，日军进犯热河，平津形势日益危险。

形势急迫，易培基院长终于下了决心。故宫博物院呈文行政院，拟议将故宫文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存文物。

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一个在异地建立分院的想法。经理事会讨论，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故宫先有一个分院到另一区域，一则先多一个机关，二则将来万一北平沦陷，博物院仍在，院务不致落空。”

对于设立上海、郑州、西安三个分院的主张，理事会没有最终决定，但在时局的逼迫下，还是做出了先选择一些精品文物进行南迁的统一意见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很快核准了这一意见，易培基立刻召开理事会，研究决定，将故宫文物先行迁移至上海。

他们没有想到，故宫文物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决策消息不胫而走，竟然在北平知识界和广大市民中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共同发出了怒吼，他们声明“无论何种会议，倘有议决将故宫文物运往他处，或继续变卖，及种种损害故宫文物，违背上三项原则者，本市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并尽力阻止其实施”。

更有甚者，8月30日，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500架飞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俞同奎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不等会议结束便匆匆退席，立即拍电报给在南京坐镇的易培基，筹商对策。

易培基闻之，脸色骤变，急电张学良、蒋伯诚和张群，称：“闻政务会议有人主张拍卖文物，不胜骇异。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乞公设法劝阻，始终保全，感盼无既。”

内部反对的声音

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吴瀛为此曾和易培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在他看来，文物南迁之事不应该操之过急，而是应该再观望一下。易培基却反驳说：“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吴瀛后来回忆说：“我自来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而况当众。他词严义正，我还说什么呢？我只觉得面上火辣辣地在发烧，不说话了。”

相比之下，周肇祥做出的举动更加激烈，他发起了“北平市保护文物协会”，自任主席，坚决反对将文物迁走的计划。周肇祥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他曾经在1926年9月至1928年2月担任过古物陈列所第四任所长，在此期间，他曾成立鉴定委员会，对古物逐一鉴别，改变了所内文物好坏混杂的状况。1927年3月，周肇祥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李四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袁复礼、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等为代表，与准备到中国西北做全面科学考察的斯文赫定进行谈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办西北科考活动，从而抵制了西方的文化侵略。对于故宫文物南迁，周肇祥亮出了决然的态度：“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文物不可不迁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山海关古迹亦遭破坏，原本收藏在魁星楼的“天下第一关”匾，也被日军运回东京，作为“战利品”，存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1月8日，因汪精卫出国而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将故宫文物运送上海租界保存。

但社会上的反对声浪，并没有发生转变。10日，北平各大报发表言论，猛烈抨击故宫文物南迁计划，认为这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则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未雨绸缪，以防措手不及，苟有损坏，不可全局被夺。

故宫博物院理事、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文物南迁的态度也十分坚决。行政院致函社会各界，表示等北平时局稳定后，故宫文物就会“原封运回”。31日，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文物。所有的争议，所有的举棋不定，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故宫文物南迁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5

校对 盛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