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七绝《清明》只是杜牧远游遭遇纷纷春雨的一首小诗，诗中的“杏花村酒”也不是今人追慕的美酒名酿，而是地地道道可能也平平常常的晚唐农家纯粮酒。但在年复一年的春游活动中，《清明》逐渐加载了亿万中国人的记忆、温情、美感、慕想和拓展应用。文学的杏花村与桃花源，并立为农耕文明的两大理想场域：虚拟的桃花源成为逃避现实的世外空间和密闭环境，现实的杏花村则是口口相传美酒加美景的乡村驿站。文化的杏花村广泛涉及如何理解、阐释、评判一系列古人、古事、古诗、古词、古籍与古迹。进而涉及当代权威中文工具书《辞海》《词源》《汉语大词典》中“杏花村”条的优化撰述。
一、《辞海》“杏花村”引清乾隆《江南通志》与原文存在差异
2022年《辞海》第7版“杏花村”条云：“①在安徽池州市贵池区西。向以产酒著名。《江南通志》载：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即指此。②在山西汾阳市东部，相传自南北朝以来，即以产‘汾酒’著名，享有‘甘泉佳酿’之誉。”
关于①说，经检索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卷34《舆地志·古迹·池州》，原文云：“杏花村在府秀山门外里许，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得名。”关于②说，只有结论，未列论据，暂不评论。
《江南通志》原文是：先有杜牧《清明》诗，后有“杏花村”：府治贵池县“秀山门外里许”的“杏花村”，因“牧童遥指”而得名。
《辞海》转引则说先有今贵池区“杏花村”，杜牧《清明》诗作于此地。
两说之中，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历史真实？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池州·贵池县》并无“杏花村”的记载。晚于《寰宇记》的北宋中叶王存撰《新定九域志·古迹》卷6《池州》所载是：“杏山。《图经》云：‘昔葛仙翁居此种杏。’”（中华书局，第635页）
葛仙翁即东晋葛洪。可以判知至少到北宋中叶，池州“杏山”未有“杏花村”，亦未与杜牧询问、住店、沽酒产生联系。
据黄永年《大明一统志·前言》介绍：“《大元一统志》已不幸失传了。……最难得的是《大明一统志》，因为此书里讲到清的先人女真族的位置和情况，触犯了清统治者的忌讳，在清代实际成为禁书，无人敢于重刻贾祸。”“《大明一统志》影响深远，所述精要多为明清地方志承袭。”（三秦出版社，第1、2页）该书编成于明朝前期英宗天顺二年（1458），卷16池州府“山川”类亦有“杏山”，但在铜陵县，不在州治贵池县：“在铜陵县东三十里。昔传葛仙翁尝留此种杏，有溪襟带其下，落英飞堰上，名花堰。宋郭祥正诗：‘传闻花落流堰水，每到三月溪泉香。’”（第249页）郭为北宋人，此诗名《题杏山阮氏高居》，诗末自注：“杏山，葛洪种杏炼丹之地。”杜牧诗与杏花村，此处亦未出现。
不过，《江南通志》原文先有杜牧诗后有杏花村之说，应该有自己的史料来源。
晚清学者黎恂（1785—1863），是西南巨儒郑珍之舅父、岳丈与童蒙之师，所著《千家诗注》质量甚高，对杜牧《清明》的注释云：“《潜确类书》：‘池州府秀山门外有杏花村，杜牧之诗‘遥指杏花村’即此。”（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第18页）
《潜确类书》正式名称为《潜确居类书》，明末陈仁锡（1581—1636）辑，120卷。引书达1500余种，独载一些僻笈遗文。该书因为被列为禁书，《江南通志》不能征引为据。经党永辉先生援手，在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4册，发现该书明崇祯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卷38区宇部33云：“杏花村，在池州府秀山门外。杜牧诗‘遥指杏花村’即此。”（第450页）没有交待史料来源。黎恂所注“杜牧之诗”，影印件原文作“杜牧诗”。
比较看来，《辞海》的转述更接近黎恂注。建议今后《辞海》第8版修订时，将史料的清《江南通志》，更换为明陈仁锡的《潜确居类书》卷38。
根据以上考述，《辞海》所列“杜牧沽酒池州杏花村”“杜牧沽酒汾阳杏花村”2说，以及民间流传“杜牧沽酒黄州杏花村”说、“杜牧沽酒洪州杏花村”说、“杜牧沽酒灞陵杏花村”说，需要论者和编写者继续提供杜牧在该地创作“清明时节”一诗的、更多更直接更具说服力的新证据来强化支持。
今人或许应该培育一种新认知新气度：名人是名人，名酒是名酒，名人不一定喝过某一名酒，某一名酒不因某一名人喝过而品质更高，也不因某一名人没有喝过而品质更低。还要提醒的是：所谓名酒是个时代性、区域性很强的概念，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会推出不同名酒。
南北宋之际，朱弁的《曲洧旧闻》卷7，推出一波《张次贤记天下酒名》：“张次贤，官至奉议郎。”“好学，喜缀文，有《陨乡》《涪江》二集，尝记天下酒名，今著于此。”总共207个酒名。与本文主题相关者有“汾州甘露堂”，“江宁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中华书局，第177—180页）。江宁府独多，其它关涉府州未见酒名出现。
简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文献而言，两宋之际，不限于杜牧涉足区域，还没有一款称为“杏花村”的酒名或名酒。直到南宋的杭州诗人何应龙，才唯一在七绝《老翁》中提到“杏花村酒”：“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钱长是醉春风。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
此后宋元诗词中再也搜索不到“杏花村酒”的完整连称。明清诗词中的“杏花村酒”连称，仅有2例，皆见于明末清初，即邝露（1604—1650）的诗题《池阳杏花村酒垆》、龚鼎孳（1615—1673）《绮季水阁……小饮……》的诗句“最忆杏花村酒熟”。邝露诗题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皆出现于明末，可彼此印证。
事实如此，今人大可不必为某地有无“杏花村酒”而特别傲娇或深为抱憾。
二、《辞源》“杏花村”引述的始源文献需要更新
《辞源》第3版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15）“杏花村”条，与《辞海》不同：
“明谢榛《四溟诗话》一引唐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本《樊川集》无此诗）后因以杏花村泛指卖酒处。宋周邦彦《片玉词》下《锁阳台·怀钱塘》：‘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
这一表述虽然符合当时学术界的认知即研究实况，但却显露了表达的矛盾与无奈：既要主张“杏花村”来源于“唐杜牧《清明》诗”，又无法列出唐宋时代“唐杜牧《清明》诗”的始出文献；只能将明人的引述作为“杏花村”的“词源”，同时还得说明“（今本《樊川集》无此诗）”。不仅如此，后文引述北宋周邦彦词作为例句，也无法提供比周词更早的檃括文献的始源。好在周邦彦被公认为博涉百家诗文，尤其熟悉唐人诗语。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评“《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云：“多用唐人诗语檃括入律，浑然天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618页）
就清真词“山崦笼春，江城吹雨，暮天烟淡云昏。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而言，除了《清明》的“雨纷纷”和“杏花村”之外，还檃括了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和“水村山郭酒旗风”。词意是：春游日暮，风雨骤起，游客尽归，冷落了江城的酒家渔市和杏花村——这些热热闹闹的地方，瞬间冷冷清清。词境与意象吸纳了杜牧的江南话语，并且也认为“烟笼寒水”是春天景象，符合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檃括入律，浑然天成”的文学事实。
《词源》此条，编者首列杜牧《清明》的“杏花村”源于明人的《四溟诗话》，虽然可以理解，却是完全错误的。将来修订，建议先引乐史《太平寰宇记》（祠堂本）卷90的《升州·江宁县》所记：“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次引成书于宋元之际、署名刘克庄编集的元刊《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该书卷3“时令门·清明”的第1诗，即“唐贤”“杜牧”的《清明》全诗。首次整理该书的李更、陈新二先生，在该诗之下加“考证”云：“本篇为世传诵，但不见《全唐诗》及《樊川集》。而谢枋得《千家诗》收此诗，亦署杜牧，反映了两书的传承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77页）
三、《汉语大词典》的“杏花村”文本有待晋级扩容
也许是鉴于《辞海》《词源》“杏花村”条文的不够完美，《汉语大词典》根据自身可以不交代词源的特点，对“杏花村”的表述，采取了学术上承认现状、争取逻辑自洽、避免引发争议的处理策略：
“①唐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因以‘杏花村’泛指卖酒处。宋周邦彦《满庭芳·忆钱塘》：‘酒旗渔市，冷落杏花村。’……②地名。因村多杏花，故称。（1）在今安徽省池州县城西。向以产酒著名。（2）在今山西省汾阳县东，相传南北朝以来即以产‘汾酒’著名。……（3）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金陵诸胜如凤凰台、杏花村、雨花台，皆一抔黄土耳。’”（缩印本，第2474页）
第①义删去《清明》的始出文献，由唐及宋，避免了文本的内在冲突。第②义只强调“村多杏花”，不完全强调与酒关联。第③义的“金陵杏花村”，《辞海》所无，介绍了更多的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缺陷是引述文献的时代较晚。
第②义的叙述策略虽然高明，但却无助于解决“杏花村”与杜牧诗的文献纠葛，当然优长也是避免了“杏花村”与杜牧诗的文献纠葛。可是回避长期存在的学术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权威工具书的最高目标，因为这对读者由于疑惑而想从权威词典中获取源流清晰的准确知识无所助益。
事实上，“金陵杏花村”的出现，远远早于明人的《五杂组（《大辞典》误引作俎）》。除了南唐至宋初乐史的《寰宇记》之外，主要还有以下5条：
1、南北宋之交的万俟绍之（生卒年不详），江陵人，寓居常熟，有七绝《金陵郊行》：“快提金勒（骑马）走郊原，拂面东风醒醉魂。好景流连天易晚，来朝更过杏花村。”此诗是前往金陵春游，翌晨将过杏花村的途中所作，与《寰宇记》的“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几乎一一对接，此时“杏花村”似乎还处于郊外。
2、南宋建康府处于抗金前线，多次被奏议作为都城，最后作为陪都进行建设。南宋景定（1260—1264）年间，周应合受命编撰现存南京最早的地方志《景定建康志》，采用了此前《乾道（1165—1173）建康志》、《庆元（1195—1200）建康续志》两书的资料，两书自然也有更早的史料来源。《景定志》卷23载“沿江制置司诸军寨”二所：“一在城南门外虎头山，一在城里杏花村。”此时“杏花村”已经处于“沿江”区域扩建后的“城里”。
3、《景定志》卷24将“杏花村”作为景点描述：“杏花村……多处皆郡圃也，其堂之奥，榜曰䌷书。景定修志其中，故名。”也就是说，“杏花村”就在《景定建康志》“编辑部”的所在地周边。
4、清康熙年间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第668卷引元至正《金陵新志》载：“上瓦官寺则峙凤凰台，皆备登临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内，林木幽深。入其门，令人生尘外想。”所述颇具文学色彩。
5、瓦官寺也见于《太平寰宇记》卷90：“故越城，在（上元）县西南七里。……在今瓦官寺东南。”（中华书局，2007，第1790页）一个“今”字，体现了乐史遣词的细心与精准：古今之间，瓦官寺的位置可能会出现异动。《世说新语》时代，只有一处位于长江岸边的瓦官寺。盛唐李白的《横江词》也曾提到：“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但《金陵新志》已载上下瓦官寺。
《太平寰宇记》载“杏花村”在南唐的江宁县，“瓦官寺”在南唐的上元县。如果杜牧清明时节游览的目的地是瓦官寺，杏花村就是必经之地。此一推测符合“江宁杏花村”的历史地理，同时符合杜牧以古寺为游览中心的一贯自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
鉴于明人《五杂组》明显晚于南宋的《景定建康志》，以及两宋之际的《金陵郊行》，更晚于南唐至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建议将来修订《汉语大词典》的“杏花村”条，作为特例，关于今南京杏花村古迹的书证，改引《太平寰宇记》《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
四、《景定建康志》载杜牧雇人拓印金陵瓦官寺维摩像
《景定建康志》卷50载：“顾恺之《建康寔录》注云：《京师寺记》：‘兴宁（363—365）中，瓦官寺初置。’”继录苏魏公（苏颂，1020－1101）《题维摩像》：“顾生（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至唐，寺废。杜牧之为池州刺史，道过金陵，叹其将圯，募工拓写十馀本，遗好事者。”
又引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荐（再次或多次发生饥荒称为荐）经兵火，壁既不存，而画亦不可得见。往岁，京口都洁（南宋高宗时官员）圣与（都洁之字），来为建康总领。询维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语之曰：某守南雄（在今广东韶关），尝有人示石碣云：唐会昌（840—846）中，杜牧尝寄瓦官维摩摹本于陈颍，张彦远（晚唐大臣，著名画家）刻于郡斋。”
张彦远小杜牧12岁而享年92岁，杜牧卒后张彦远还在世55年，张著《历代名画记》卷2对顾恺之所画维摩像评价极高：“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杜牧雇人拓印和临摹金陵瓦官寺维摩像，是抢救名画的个人行为和对绘画史的特殊贡献。张彦远的精彩评论就是建立在杜牧的抢救成果之上。可见杜牧游历江南，之所以将佛寺列为主要目标，其主要兴趣就在于观赏寺壁上的精美图画。杜牧诗尤其是杜牧七绝诗，妙悟自然，画意淋漓，也由此得到另一种极好的解释。
以上史料，学术界未见引述或极少引述，证明杜牧“会昌中”任池州刺史期间的“道过金陵”，时间上早于大中2年（848）秋杜牧由池州刺史卸任，改任睦州（在今浙江境）刺史时的途经金陵。杜牧多次游历金陵，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今天的学术界，应该特别致敬《太平寰宇记》和《景定建康志》。
最后，点缀几笔史料花絮：《太平寰宇记》作者乐史是江西抚州人，《景定建康志》作者是江西武宁人。他们似乎与杜牧没有一丝一缕的直接联系，但冥冥中又似乎不完全这样。因为杜牧祖父杜佑的巨著《通典》200卷，就基本撰写于杜佑任抚州刺史之时。杜牧本人也曾在洪州即今南昌任江西团练巡官。杜牧为祖父的文化贡献极为自豪。他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给小侄讲述家史：“我家公相家，佩剑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60多年）。”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安排着某些巧合，这也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