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大学文学院翟业军教授在《传媒观察》第4期“在场·时光琥珀与数字生命”栏目刊发专题文章，在梳理技术发展史的基础之上表示：数字生命是技术将人性净化到极度强悍、完美的产物，但它却可能带来“恶”与“毒”。数字生命所营造的无菌的世界好像是乌托邦，其实也可能是恶托邦。人工智能越来越深重地笼罩人类的时代，人类用以对抗的可能的利器是人性本身的事件性，而最能摧毁一切计算的事件，是“爱”。
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中，阿尔法狗对李世石取得四胜一负的压倒性胜利。这是一个怎么夸大都不为过的里程碑：围棋一直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人工智能只要赢不了人类的顶尖棋手，人类就保持着最后的尊严，这一次，“不可战胜”的李世石竟然溃败。后来，ChatGPT开始写诗、写论文，Sora生成短视频，死者甚至可以AI复活，或许，我们还将同时拥有肉身和数字生命这两种生命形态，数字生命甚至比肉身更完整、更进化，有观点认为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不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像是汤姆猫的一路狂奔，早已脱离了地面。当汤姆猫意识到脚下是深渊时，它就会尖叫一声坠落。那么，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天意识到脚下的深渊？它会不会坠落？它的坠落会不会砸伤人类？所以，是时候作出一些思考了：人工智能将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重置人性，在此重置的过程中，人性何为？
从自身之外到自身之中
让我们从技术的发生说起。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部有一个副标题，叫“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为了把技术问题引向深入，斯蒂格勒重述了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讲述过的故事：诸神委托普罗米修斯、爱比米修斯（又作厄庇墨透斯）兄弟给各种生灵分配相应的能力，弟弟对哥哥说，让我来分配，你监督，然后就开始了自己酣畅的工作。他把力量给了某种动物，却不给它们速度，一些弱小的动物则收获了迅捷；有些动物拥有尖牙利齿，没有这种特长的动物，他也赋予它们自保的本事……他不断地平衡、调整自己的分配，总的原则是：“用这些措施来确保没有一种动物会遭到毁灭。”可是，他把一切能力都分配光了，单单忘记了人类，于是，只有人类是耳不聪、目不明的，赤裸、无力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度得过地球上的任一个夜晚。无奈之下，哥哥从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来技术和火（没有火，就没有办法获取、运用技术），把它们送给人类，人类的生存、繁衍这才有了保障。
这个故事的启示是多端的。首先，人类是遗忘的产物，只有借助于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义肢、代具，才能够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存续下去。所以，从来没有一种纯而又纯的人性，人类需要技术，是技术的代具支撑、延展、充满了人，此在的本质就是代具性的。其次，只有技术能让人类免于被猛兽吞噬的厄运，发展技术的冲动原本就植根于人类的求生意志。再次，技术帮助人类对抗死亡，又让他们随时直面着自己的有死性，这就造成人类地位的独特，或是尴尬：一边是永生的神，一边是没有死亡意识的动物，中间夹着人类这种“技术的生命，也就是死亡的生命”。也就是说，技术让人类从动物世界一跃而出，拥有技术的人类是会死的，而不只是像动物一样消失；也正是有死性让人类成不了神，因为神是永生的。
代具是放在人的面前，跟人面对面的，它们成了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存在就是“存在于自身之外”。比如，木匠使用刨子把一块木材刨光滑，刨子是他的工具，木材是他的对象，他用工具在对象之上劳作，起码在劳作的此刻，他的整个存在就体现为手推着刨子在木材上反复地刨，他的存在外在于他，他和自己的存在面对面了。这一思索的深意在于：技术这一“盗”来的不明不白的礼物其实又是外挂的，之于人并不切身，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反噬受益者。这就像木匠的存在体现为劳作，体现为一块刨平滑的木板，被一块木板所具象的存在不就是一种窄化，或是异化？所以，技术是解药，也可能是毒药。
到了网络时代，就连代具都不再是在自身之外，而是跟人体焊接在一起，甚至就是在自身之中的。网络时代的典范工作场景是一个人对着一台电脑，就像我此时此刻的写作。在用刨子把一块木板刨光滑、用锤子把一根钉子敲进墙之类传统劳作过程中，工具是工具，对象是对象，而我写作的工具是电脑，对象也是电脑，工具和对象竟然融为一体了。更恐怖的是，屏幕上一个个跳跃出来的字符就是我的思维的具象化，具象化的字符序列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比我的思维来得更明确、更系统、更深入，那么，电脑才是我，比我更是我？就这样，自身、工具和对象的混淆，把我和电脑焊接在一起，我的本真的形象，就是在电脑前俯身沉思、敲击的样子——这样的我比一头拉磨的驴来得自由？
更激进的例子是手机。汪民安说，手机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是一个长在人的身体上的器官，人的身体出现了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手机。他讨论的是非智能手机，功能只限于打电话、发短信。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手机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打电话、发短信，而是社交和娱乐，方式是聊天、打游戏、看推送、刷视频，由此造就的典范场景就是：一个人不管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手上都抓着一只手机，眼睛则被手机屏紧紧拴住。这个人的身体在一个地方，心却在游戏、视频、推送里，或是和遥远的聊天对象在一起，他的身心是分离的。或者说，智能手机这个人体中新近长出来的关键的器官重组出一个分裂的人体：一边是身体，一边是手机和心。
技术如果不只是植入身体，还创造出全新的身体，甚至进一步开发出数字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物质性才是乌托邦
2019年上映的《双子杀手》早在20世纪末就已开始筹拍，20年的延宕使得人造人这个“梗”被《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电影以及基因编辑等新闻浸淫得太久，所以在显得过于“老练”的观众那里，未免有些乏善可陈。不过，老套的《双子杀手》还是提供了一些并不老套的思索。多数的人造人故事里都有一位邪恶博士。《双子杀手》中的邪恶博士积数十年之所劳，从无数的常人里挑选出一条人中之龙，据此克隆、培养出另一条年轻的龙，从而战胜不可战胜的衰老，超越了人的命定。
从谷粒中遴选良种，把常人拔擢成超人，是科学一以贯之的梦想——科学不就是要延伸我们的四肢，扩大我们的视听，乃至改造我们的躯体，使我们变得无所不能？这位邪恶博士还不只是良种学、园艺学的信徒，良种学、园艺学令人冷酷，而他毋宁是情深的，有着浩茫的忧心：他参加过战争，太懂得枪林弹雨中人的恐惧，无法忘却濒死战友的绝望和哀嚎，疼痛于战后老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他要打造出灵魂中没有一丝阴霾，且强悍到没有任何外物可以在自己的灵魂上刻写下阴霾的超人，并由这个超人去射杀一个个恶魔，从而开创出“美丽新世界”。
单是塑造出这位邪恶博士，《双子杀手》的立意就已超越多数同类题材电影。比如，《逃离克隆岛》中的邪恶博士从事克隆大业，意在为尊贵的本尊打造随时可以提取器官的副本。人被贬低为副本、供体，这是资本的恶，资本的恶是一种简单的恶。《双子杀手》所呈现出来的恶，来自于良善的用心，是一种复杂的恶，复杂的恶令人目眩。而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恶，都是由技术创造出来的，只有技术能把人的或简单或复杂的恶念给现实化。
到了《双子杀手》的结尾，无情的克隆人被有情化了，他说，有些弯路，我要自己走。这句话挑明了一种恐惧甚至绝望于不可控的技术的人类妄想症：完美的其实是低端的，他们需要成长，而成长的要义就在于领悟阴影与实体、歧途与正路的辩证法——没有歧途的正路是不存在的，正路是无数歧途所重叠出来的一条隐隐若现的痕迹。说是妄想症，是因为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颠倒：把完美的、战无不胜的说成是低端的，却把阴影和歧途视作人性进阶的顶点。不过，妄想症未必不能看成是一种骄傲和坚守。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理性的、可以由因推导出果的人性，人性很多时候是变幻的、执迷不悟的、倒果为因的。
齐泽克说，《扎多斯》（Zardoz）、《洛根的逃亡》（Logan'sRun）等科幻电影预言过一种困境：“一群孤立的群体在与世隔绝的地区过着无菌的生活，他们渴望着对物质会腐烂的真实世界的体验。”也就是说，从前的乌托邦是一种无时间、抽象、无菌的世外桃源。当技术的加速度演进越来越把人们拉近桃花源时，人们发现桃花源才是恶托邦，逃离恶托邦的可能路径只能是：渴望阴影和歧途，渴望重新体验会腐烂的物质性，渴望在时光中消散……
当技术把人性净化到接近“无菌”的时候，注定要“腐烂的物质性”才是人性最后的乌托邦，这是一重太过诡异的辩证。
“爱的惊喜”
《流浪地球2》中“数字生命世界”的架构师图恒宇，在女儿死后把她的生命数据上传系统，并设法使这些数据迭代进化从而产生自主意识，她也由此获得完整的人生。更“疯狂”的情节是，他在自己溺亡之前，启动数字生命备份，他的肉身死了，他的数字生命却与女儿重逢。这些设想的危险在于：永生是属神的，现在，人类在经历“遗忘-偷盗”的双重过失之后，又要盗取神的永生，他们正在犯下新一重罪孽。
忧郁的永生，不过就是永罚。致郁的原理如下：数字生命（低配版就是当下流行的AI复活）抹除了白天与黑夜、生与死的界限，数字化的“活死人”从界限那一头涌入生者的世界，使生者对死者不再有思念，因为思念的前提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要知道，由思念勾起的对于不可追回的往昔的忧伤又甜蜜的追忆，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经验，而不可追回性（也就是界限的否定性）又刺激、放大了生者的想象，在生者绵绵不尽的追忆中，死者是不死的。现在，数字生命让死者复活，其实是杀死了死者在生者追忆中的不死性，生者如何不忧郁？
更严重的是，死亡才是永恒的休憩，一个没有死只有生的世界就是一个夜幕永远不会降临的漫长到令人绝望的白昼，其中的生命是过曝的，而过曝就是衰竭，就是忧郁。数字生命让死者复归，暂时性地满足最终却是杀死了生者对死者的思念。
再往深处说，图恒宇让数字女儿获得自主意识，这个自主意识与我们所理解的人性是一回事吗？也可以这样问：数字生命这个概念中的数字与生命兼容吗？从数字有可能“进化”出生命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数字是一种计算，计算机拥有远超出人类想象的计算能力，不仅能从海量的数据中迅速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数据，甚至能据此作出准确的综合、判断。但是，它没有决断力。这是一种致命的匮乏。决断力不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推演（这样的推演正是计算机所擅长的），而是从介于知与不知之间的不完全知的状态中清理一条思路，作出一次决断，开创一片未来。既是从不完全知的状态作出的决断，决断就有可能是错的。不过，就算是错误的决断也还是事件性的。
所谓事件性，就是暗含着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就是能够“……生成一种全新的与现实的关系、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对‘实然’（wasist）的不同理解”。这样的事件性是一种属于人的能力。计算机的问题就在于它基本上不会出错，更不可能对现实心怀不满，以致于试图否定它、超越它——计算机是非事件性的。此外，与计算机的透明形成比照的，是人性的晦暗：人总是在一往无前时一下子踟蹰不前，在应该犹疑、审慎的时候突然孤注一掷。人从来看不清楚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他自己。所以，数字太透明、太正确了，从数字不可能进化出晦暗的、时不时还犯上一些错误的生命。
如此说来，在数字越来越深重地笼罩人类的时候，人类用以对抗的利器就是、也只能是人性本身的事件性。《黑客帝国2》中，尼奥来到设计师面前，被告知矩阵的真相，此刻，他的面前放着一道选择题：打开右手的门，将代码注入主机，牺牲锡安（Zion），拯救人类；进入左手的门，营救崔妮蒂，人类就此灭亡。设计师计算的结果是尼奥必将打开右手的门，而他的计算从来不会出错。但是，尼奥毫不犹豫地进入左手的门，他是一个人，一个事件性的人，他当然选择爱，而爱正是一桩足以摧毁所有计算的事件。巴迪欧说：“在相互差异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相遇，是一个事件，一种偶然的、令人惊奇的事件，是‘爱的惊喜’，充满着戏剧性。”巴迪欧所描述的事件性的爱是一种人性的充盈：投入爱，就是把自己投入一场意外，投入一段绝对新异的旅程，只有在不断刷新的爱中，我们才能一次次重启，我们才能保持自己与世界的绝对的差异性，我们才能作为自己而存在。这样的爱靠我们的身体去拼搏、去开创，在爱中的我们是辛劳的、困顿的，更是生机勃勃的，拥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渴望爱，渴望自己的生命旅程布满阴影和歧途，从而获致一种人性的充盈，这是在数字时代我们找到自己、坚守自己的唯一可能的路径。
当然，我的设想也可能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妄想，我没有办法站到人性之外去思索数字生命和人性的未来。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原文约8500字，题目为《选择“爱”：技术、数字生命与人性的未来》。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翟业军，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