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之家

第一次见到许姬传先生是在1961年8月。那时许先生61岁，我只有13岁。

我家与梅家是世交，我的七祖父赵世基（字穗生，号介卿）与祖父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早年都与梅兰芳先生有很多交往，全家都是“梅党”。

1961年梅先生突然去世，几天后在首都剧场开吊，当然是必须去的，我是随着两位祖母到首都剧场大厅参加那次盛大吊唁活动的。那天梅家人都身穿重孝，我也不大认识都是谁。在家属群里，有一位身材矮小，非常瘦弱，还有些驼背的人，戴着黑框眼镜，腰围大抵不到二尺，似乎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家里人告诉我，他就是许姬传。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姬传先生的印象。梅先生去世后，许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整理梅先生生前资料，修订回忆录，仍然居住在护国寺街的房子里。

许姬传祖籍浙江海宁，因为父亲在外做官，从小随祖父在杭州长大。海宁许家也是诗礼之家，祖父许溎祥（字子颂，晚号狷叟）是清末文学家和戏曲家，著有《狷叟诗录》。

他的外祖父徐致靖更为著名，是光绪时进士。戊戌年曾向朝廷举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并在百日维新中受命为礼部侍郎。戊戌变法失败后，家人以为与谭嗣同等一样，是必死无疑的，于是预备了棺木在菜市口等候，彼时长子徐仁铸正从湖南赶来而未到，次子徐仁镜已经晕厥，只有侄子徐仁铨等在法场等候。但最后仅见以谭嗣同为首的六辆囚车推出，始终未见徐致靖绑赴刑场。据许姬传后来的回忆，大概是李鸿章向荣禄“重托”，才将“斩立决”改判为革职“斩监候”囚禁。于是，本来可能成为“戊戌七君子”的徐致靖，总算是保全了性命，直到庚子事变后才出狱，后于1917年去世。

许姬传从小在外祖徐致靖身边读书，旧学功底深厚，除了经史诗文之外，更擅吹笛顾曲。民国后，许家家道中落，外祖去世，他20岁时就北上天津，任银行文书和财政厅秘书。间或往来于上海、杭州，并于1916年16岁时就与梅兰芳初识于杭州。他有这样的家世背景和学识，不能不说是后来到梅兰芳身边协助整理资料和秘书工作的最佳人选了。

住在梅家

我真正接触许姬传先生是在1985年的秋天。1985年，我弃医从文，调到北京燕山出版社工作。彼时出版社刚办了一本名叫《燕都》的刊物，宗旨是讲述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民俗、旧京掌故等。在我接收的一些稿件中，就有几篇许姬传先生的来稿。许先生的来稿，写的是极小的字，歪歪扭扭，极难辨认。因此很想就这几篇稿子当面向他请教。这才有了去拜访他的念头。

自从梅先生去世后，梅夫人福芝芳因为触景生情，就不愿再居住在西城护国寺街1号（现为9号）的房子了，于是搬到和平门内旧帘子胡同去住，那是梅先生在世时买的一处产业。而许先生则在梅兰芳纪念馆建成后，一直住在护国寺街，也算是典守着梅先生的旧居吧。

在熟悉的人们中，大家都以“梅大奶奶”称呼梅夫人福芝芳。梅大奶奶为人厚道也是众所周知的。一是将马连良夫人陈慧琏从和平里逼仄的简易楼里接到旧帘子胡同居住；一是1976年地震后，马上就让外孙范梅强去张自忠路接回了年迈的许先生。

1980年梅大奶奶去世，那所房子只剩下绍武和葆玥两家，梅家人对许先生十分尊重，仍留许先生继续住在那里，北面上房是共用的客厅，但是在客厅的一侧，隔出了许先生的卧室。

梅家的客厅进深好像比护国寺街那所房子略深，迎门正中是一组老式沙发，中间是个三人大沙发，两侧各有一张单人沙发。许先生总是坐在左侧的一张单人沙发上，那时他已经85岁，所以来客也仅是点头寒暄，并不起立。与我1961年见到的许先生相比，好像整个人又缩小了一圈，背驼得更厉害，十分龙钟衰老，耳朵还有很厉害的重听。

不过，令我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十分好。我们的话题自然是从他写的戊戌变法谈起。耳濡目染，许先生不但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还于1914年前后在杭州亲历了外祖父徐致靖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先后会面。虽然那时他仅14岁，但谈起这段经历，甚至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形态、服装，如何彼此抱头痛哭的样子，许先生都描述得极其生动。

相谈甚欢

在谈完文稿之后，许先生就很自然地问起我的家世背景。我对他的问话，都一一作答。他了解到我家与梅家的关系，十分兴奋。

他突然问道：“有位赵七爷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七伯祖父。他又说：“令曾祖和令曾伯祖是近代大名人啊，你们是哪一房？”当我都如实回答后，他说：“令祖赵九爷我不太知道，但是这位赵七爷，自从我到梅大爷身边，就老是听他提到，还叹息去世太早。从前梅大爷身边有‘冯六赵七’之称，冯，自然是冯六爷冯耿光（幼伟）了，那么赵，自然就是赵七爷赵世基了。”我回答：“是的，那应该是30年代以前的事了，因为我的七祖父20年代末就去世了。”

那次，是我初到旧帘子胡同，临走时，我希望他能多写些梅先生的往事和梨园旧闻，许先生欣然同意。此后，许先生那里我就经常去了，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许先生聊得最多的是关于戏的题目。我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梅先生，因为我知道许先生对梅先生的感情，尤其是在梅家，触景生情，会引起老人的情绪波动。大凡涉及梅先生的也多是些闲话。

某次我们不知怎么聊起往来于梅宅和我家的一位私人医生，名叫郑和先，我家他常来，梅先生和梅家人有些小病也都请他，许先生对他也十分熟悉。那次我刚一提到郑和先，许先生突然向我举起一只手，张开五个手指，我一时还真的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不说话，一直张着五个手指头。我后来猛然回过味儿来，问道：“出诊费五块钱？”许先生笑着点点头。这位郑和先大夫的派头极大，是留学日本的医生，早年在北大当校医时，北京大学只有三个人有汽车，那就是校长蒋梦麟、教务长胡适，第三个有汽车的就是他了。后来离开北大，私人开业，专门行走于北京的某些人家，我家和梅家都是请他的。那时，私人西医的出诊费（当时叫出马费），如吴阶平的哥哥吴瑞平，协和教授陆观仁这样的名医，不过三块钱，但是这位郑和先大夫的出马费却要五块，五块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可想而知。

我们也谈到郑和先家的肉松做得好吃，这位郑和先的太太也是福建人，肉松确实做得好。他经常在到这些人家看病时，还捎带卖肉松，也算是奇事了。许先生说：“梅大爷就是喜欢他家的肉松，喝粥的时候总要就一点吃。”后来，我在《老饕漫笔》中写进了我与许先生的这段关于“郑宅肉松”的谈话。

我常去旧帘子胡同和许先生聊天的日子大约是1985年到1986年之间。许先生晚年辑成了两本回忆录，一是《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是《许姬传艺坛漫录》，前者成书于1985年，后者出版于1994年。第二本出版时，许姬传先生已经去世四年多了。

许先生真正到梅先生身边工作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初。从此，许先生与梅兰芳先生几乎形影不离，一直追随在梅兰芳先生的身边。直到梅先生去世后的近30年，他也始终以整理梅兰芳艺术和生活史料为己任，这在戏曲史甚至是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段佳话。在我与许姬传先生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他对梅兰芳的感情，也了解了许先生对近代社会生活与历史人文掌故的熟悉。像他这样的人今天再也找不到了。

《留作他年记事珠》 赵 珩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