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羽
桑田沧海,物换星移。许多街巷之名,看似简单熟悉,但稍一深究,就令人迷惑不解。如南台巷。据说,南朝著名杜姥宅就位于此,而民国时期的《首都志》即载有南台巷一名。
为何叫南台巷呢?说是原为晚清两江总督张之洞花园式公馆旧址在此,成巷时初名张家花园,后来,张之洞以《诗经·小雅》中的“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中的“南”“台”二字,更为今名。南台巷前身也曾叫南塘里、兰台里。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载:“高井大街有巷西出为南塘里,晋时豪侠所聚。”张之洞公馆旧址,如今安在哉?张之洞是晚清重臣,虽然曾两次署理两江,但任职时间不长,他不住在总督府衙门,却在此辟有住宅?在此,不妨说说张之洞,这位张南皮,香帅大人。
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作四大名臣。曾、左均来自湖南,曾、李有师生之谊,曾、左、李虽然三人之间也有分歧,但大体上你我相知,彼此呼应,一荣俱荣。而曾去世较早,死于1872年,得年61岁,而左宗棠晚他13年病逝,得年73岁,时在1885年。曾、左之后的晚清重臣,就是李鸿章、张之洞,也可算上年长张之洞7岁的刘坤一。李、刘、张,彼此之间,相差7岁。
且说张之洞。张之洞出生于1837年的贵州兴义,字孝达,号香涛,因历任总督,威重一方,民间称“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实际上,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又被称作张南皮。张之洞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他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塾,读书用功,才思敏捷,丁诵先、韩超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
13岁以前,张之洞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了日后从政与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诗文集。
少年张之洞喜欢夜读静思,“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后来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其族兄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直隶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所谓解元,此之谓乎,取得会试资格,真是少年得意,令人艳羡。但此后好事多磨,直到他27岁才得中进士。在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时间,帮助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乱,后又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到他23岁,准备参与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又因同样原因,无缘会试。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也就是俗称的探花,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步入仕途。张之洞得中探花,据说慈禧太后曾给予眷顾,令张之洞感恩戴德,铭感于心。
此后,张之洞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四川学政、湖北学政等,但主要还是做一京官,逐步成为清流派首领。张之洞任湖北学政之时,建立经心书院,整顿学风,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者,颇得众望。任四川学政时,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作育人才,声誉渐起。据说,同治九年(1870年)学政任期已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得湖北士人好评,张之洞感慨赋诗:“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满清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此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均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之罪。张之洞上折之后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终因曾纪泽斡旋其事,争回权益。
经过此一事件,张之洞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赏识。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张之洞。光绪六年(1880年)张之洞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擢内阁学士。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间,张之洞实现人生重大转折,脱离清流一派,得以外放就任山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当时,山西吏治腐败,百姓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改言官脾气,直陈三晋有“四极”之弊:“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张之洞整顿吏治,振作革弊,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他创办令德堂,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就是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当时在山西,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晤李提摩太,接受西方新学,拟筹建洋务局。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力主抗争,仕途再上台阶,得以就任两广总督。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中法之战,为张之洞赢得巨大声誉。
盘点张之洞一生形迹,他在教育方面,可谓功德无量。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聘请梁鼎芬、朱一新主持其事。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力排众议,继续延聘他们,赢得士林尊敬。在甲午战争后,他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他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
张之洞在湖北、江苏,也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移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如今的湖北、江苏的高等教育,追根溯源,不能忘记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西洋富强,尤根于此”。
朝廷准奏,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张之洞到湖北,即着手筹建汉阳铁厂等等。
戊戌变法运动,张之洞与维新派有较多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他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同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行。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南京鸡鸣寺有豁蒙楼,多人说,此处是张之洞为追怀杨锐所建。关于豁蒙楼,因在南京,再多啰嗦一二。
豁蒙楼在1973年毁于火灾,1979年重建。刘成禺在其《世载堂杂忆》中,有《豁蒙楼》一文,谈到了豁蒙楼的由来。清光绪二十年(1894),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时,与其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杨锐某夜“同游台城,憩于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此夕月下清谈,及杜集‘八哀诗’,锐能朗诵无遗,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篇,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詠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吟诵,之洞大感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次出任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诵‘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
与刘文所说稍为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曾受聘任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后为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兴化李详,这位李审言在南京居住近十年,他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一文中说:“张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再督两江日,属黄华农方伯于鸡鸣寺东,伐去丛木,建楼其中,俯临台城,以览玄武湖之胜。楼成,文襄署扁(匾)曰豁蒙楼,取杜(甫)《八哀诗·咏李北海》云:‘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张之洞在豁蒙楼匾额跋文中也说:“余创于鸡鸣寺造楼,尽伐林木,以览江湖”。查阅《张之洞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中有《鸡鸣寺》一诗,这首五言诗中有“一朝辟僧楼,雄秀发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苍翠”之句。张之洞在诗题下的自注:“余以金施寺,僧辟寺后经堂为楼,尽伐墙外杂树,遂为金陵诸寺之冠。”原先闲人免进的经堂便成了人人皆可登临的览胜之处。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也写有《南皮游金陵鸡鸣寺》,现摘录如下:“南皮在金陵日,尝游鸡鸣寺。南皮立高处,左望玄武湖,澄澄如镜,右望台城,则树木丛杂,不能一览无余。南皮不慊于心,因命材官伐树。寺僧伏地哀之曰:‘树皆百年物,伐之则生机绝矣。’南皮不顾,沉吟曰:‘其如寥阔何?无已,其盖一三层洋式高楼乎?’寺僧以南皮为其置别业也,喜而谢。胡砚孙观察进曰:‘以名胜之地而盖洋楼,似乎不古。’南皮深然其说。寺僧又忐忑不已。濒行时,顾胡曰:‘你替他将就搭几间屋吧,茅蓬都使得。’言毕,匆匆乘舆而去。”由此可见,豁蒙楼是否缘于杨锐,还有待确认,也许是他人附会,为张南皮锦上添花?但即使张南皮缅怀这位学生,也不大敢公开表露心迹吧?当年,一起非常熟悉的朋友张佩纶,就在南京,但因为物是人非,两人没有见面,即使后来张之洞邀约张佩纶与陈宝箴同游镇江焦山,还是被这两个人拒绝了。官场险恶,都要倍加小心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张之洞、刘坤一等,还彼此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东南互保”行列。是年7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唐才常是张之洞的学生,谭嗣同的战友。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起事,谋求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拟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策划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其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后,不无观望骑墙之念,并未立即表态。此时,英国也正在积极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左右观望。据说,张之洞也有一极为隐秘的代表团远赴东瀛,窥测时局,以做应对,宇都宫太郎的《当用日记》对此有详细披露。庚子年的政治局面,一度错综复杂。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虽仓皇出逃,仍能掌握大局。张之洞权衡再三,立即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并迅速撤回在日本的若干人员,孤注一掷,忠心拥戴满清。
张之洞剿灭自立军后,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反清革命队伍。留日学生公推沈翔云写出《复张之洞》,予以批驳。沈翔云在信中揭露张之洞:“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据说张之洞看了此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但总觉理由不足,敷衍塞责,不了了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满清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施行“预备立宪”。张之洞闻听此举,不无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征求他意见之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态度暧昧,骑墙自保,审时度势。他对满清所谓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清廷通过官制改革,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不无架空投闲之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元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载沣等密谋杀袁,张之洞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奏请开去各项差缺,同日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去世,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清廷谥以“文襄”。据说,摄政王载沣对张之洞颇为忌惮。一说,张之洞病重时,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载沣走后,有人向张之洞询问摄政王说了什么,张之洞说是“亡国之音”。当晚,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据说,他还说道,我的一生心血都白白浪费了!
张之洞有诸多诗文,不是无病呻吟,他有写给莫友芝的诗,很有意味:
卅年流誉满词场,湖海交游尽老苍。
学海世推黔帜志,荐章今许古循良。
篆书突过当涂李,诗格兼摹双井黄。
一事笑君憨胜我,陈编敝簏侈收藏。
张之洞少年得意,自负清高。某年,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先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出对,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启超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含意深远,意味深长,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
张之洞出生在贵州兴义,但他作官留下踪迹的地方则有太原、成都、岭南广州,而最为一生辉煌之地,则是武汉三镇,如今据说还有抱冰堂在。南京,张之洞在此时间不长,但不管是长江路上的原来两江总督府,还是玄武湖边鸡鸣寺的豁蒙楼,都留下了一定踪迹,而南台巷这个寻常小巷,应该是他在南京最为家常的地方,在这里,也许能看出张南皮最为幽深的内心世界?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对张之洞的评价,他居然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谁能想到,在120年前,张之洞派往日本的代表团中,除了他的儿子、孙子外,居然还有黄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