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是我国与“盐”相关联的城市中，唯一以“盐”命名的设区市。

盐城源自汉初盐渎，晋末由盐渎改名一直沿用至今。因兵连祸结、史料佚失，盐渎、盐城置县时间在历史学术界一直存疑。2019年出版的《盐城市志》仍然沿用了源自1996年版《盐城县志》所载建置时间，即：盐渎县置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东晋义熙七年（411）盐渎改名为盐城。

最近，学者冯雁军在国家优秀期刊《写真地理》杂志2020年10期发表长篇学术研究论文《汉初盐渎置县和晋末盐城置县时间若干问题考证》，该文指出：盐渎置县时间为汉高帝六年（前201），盐渎改名盐城的时间为东晋义熙九年（413）三月。这一研究成果，将盐城的历史提前了82年，即公元前201年。

日前，记者采访了论文作者冯雁军。

记者：一直以来，《盐城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6版）载盐渎置县时间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你的研究论文确认盐渎置县时间是汉高帝六年（前201），根据是什么？

冯雁军：有三个方面的根据。

1、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盐渎已载于史籍。《晋书·十五·志第五地理（下）》载：“广陵郡汉置，淮阴、射阳、舆、海阳、广陵、盐渎、淮浦、江都。”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国除，入汉为广陵郡。《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载：荆东阳郡高帝六年（前201）置，初属荆王刘贾。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武帝时期江都国本郡十七县，《汉志》广陵、临淮诸县（去除侯国）汉初皆有也。盐渎县（前201—前11）成帝元延二年别属临淮郡。射阳侯国（前201—前192），据《功臣表》，高帝六年置，为项缠侯国，惠帝三年（前192）国除。宣帝年间削入临淮郡。以上史料可见，元狩二年（前121）置广陵郡时其统领的8县中已有盐渎县。

2、东阳郡和江都国辖地范围重合、统领县总数重合，统县中包含盐渎。《汉书·高帝纪》：六年“春正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史记·荆燕世家》：“汉六年春……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帝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汉志》载：临淮郡领县29，地望可考者20，分别为淮东12县：淮陵、盱眙、富陵、淮阴、东阳、平安、堂邑、广陵、射阳、盐渎、高邮、海陵。淮西8县（略），因盐渎在淮东。地望不可考者9县，其中4县可大致断定方位：昌阳，乃泗水王子侯国，当在淮西（泗水国在淮西）；襄平、广平、兰阳3县为广陵王子侯国，当在淮东（广陵国无淮西地）。有5县完全不知方位：开阳、播旌、西平、开陵、乐陵。其中西平、开陵、乐陵为恩泽功臣侯国，户数不多，乃武帝、宣帝析它县所置，在汉初尚未出现，故不管其方位于淮东、淮西，均可不计入东阳郡内；只有开阳、播旌两县无法确定其方位，假设其中有一县位于淮东。又，《汉志》广陵国领四县：江都、广陵、高邮、平安。这样，汉初高帝六年（前201）所置东阳郡大约领县20个：淮东12+广陵王子侯国3+无法确定其方位者1+广陵国领县4=20县。临淮郡属之广陵王子三侯国襄平、广平、兰阳在汉初尚不知是一县或一乡之地，若为一乡则东阳郡领县17个 。

3、汉建元六年（前135）八月江都相董仲舒“止雨之礼”所率的十七县中包括盐渎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 载：“二十一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十离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女子不得至市，市无诣井，盖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此记载证明：董仲舒“祈雨止雨时，领县十七。”汉初，盐渎属东阳郡。

周振鹤先生据此认为：“十七县当为江都国本郡，亦即汉初东阳郡的总县数，其领县数与上文推测数相合 。”

故而，汉高帝六年（前201）“春正月”立刘贾为荆王时故东阳郡统县数为17个，所置东阳郡与景帝三年（前154）所置江都国辖地范围重合，统领县总数重合，领县中包括盐渎县。

综合以上史料确认，盐渎县的置县时间为：汉高帝六年（前201）春正月。

记者：我们注意到，盐城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时间有不同载述，建国后首部《盐城县志》记载为“东晋义熙年间”，新版《盐城市志》记载为“东晋义熙七年（411），另一说西晋太康二年，即281年）。”

冯雁军：盐渎于东晋义熙九年（413）三月改名为盐城，它是义熙“土断”的产物。

1、“义熙九年”是东晋中央政府“义熙年间”实施土断的唯一时间。义熙（405年-418年）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第四个年号，共使用14年。晋安帝使用的“义熙”这个年号，是刘裕起义反桓恢复晋安帝为皇帝所起的年号。义熙元年开始，刘裕成为晋朝中央的实际最高决策者。晋国即刘裕，刘裕即晋国。连冷暖都不知的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只是名义上拿着国家权力公章的木偶而已。桓玄把晋安帝逐出建康去寻阳后的3月24日，刘裕起义反桓救晋。桓军大败，桓玄挟晋安帝逃往江陵。6月19日，刘裕矫诏伐桓，晋安帝被恢复为帝。6月26日，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晋安帝被俘。次年三月二日，晋安帝再次从叛军手中解放出来，被刘裕迎回建康。刘裕在消灭军事和政治竞争对手的同时，积极为建立未来的刘宋江山谋划，第一步是为“土断”做准备。义熙七年（411）三月，在普查人口中，“会稽余姚大族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刘裕毫不留情地诛杀了虞亮。杀鸡儆猴的同时，还将其保护伞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免职。次年，刘裕在消灭政治对手刘毅后，上表请求皇帝下诏“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为“土断”做进一步铺垫。沈约《宋书》载，义熙九年（413）“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

2、“义熙土断”的时间线。“义熙七年（411）”，征讨政治对手刘毅的同时，通过普查户口“整治豪强（杀会稽余姚虞亮），远近知禁。依旧策试秀才、孝廉”等措施树立个人权威，为将要开展的“土断”改革进行预热。“义熙八年（410）”，成功伐蜀的同时，请求皇帝诏命“定制实户置。”冻结“流动人口”，下令精简各地劳役，安定民心。“义熙九年（413）”，彻底清除异已后，边疆相对安宁，开展“土断”水到渠成。于是，刘裕在二月自江陵回建康的路上上表，三月正式开始“义熙土断”。整整一年，土断就实行得差不多了，刘裕也在这年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沈约《宋书》载述“义熙土断”，有时间边界模糊的缺憾。如“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山阳”。“义熙”年号使用了14年（405-418），“义熙中”当是指“义熙六-九年（410-413）”。刘裕于“义熙九年（413）二月上表请求土断。”“义熙中土断”如果是指两年前的“义熙七年（411）或义熙八年（412）”开始，属于先斩后奏，并且此时刘裕的强硬政治对手刘毅、诸葛长民都在，他还不可能腾出手来做“土断”这件大事。如果这次土断是个别的侨流郡县省并，先斩后奏于刘裕而言不是难事，而这次土断是涉及全国56个郡县的统一行动，就不可能先斩后奏。因而，沈约用“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山阳”记述就不够准确，这也造成了后世对“义熙土断”具体时间边界方面的混乱。

3、周振鹤亦认为盐渎更名盐城的时间为义熙九年（413）。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载：《宋志》——南兖州刺史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领县四：其山阳，“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旧县；东城、左乡，“晋安帝立”。“山阳为侨郡，所置四县均为实县，义熙九年（413）土断侨流郡县，此四县或系此时复置。”

4、盐渎更名盐城的具体时间推断为三月。根据史料记载，刘裕是义熙九年（413）二月底的最后一天夜里潜回健康的，第二天，即三月一日上午除掉了前来拜见他的最后一个政治对手诸葛长民。刘裕上表“请求土断”的时间是返回健康途中的二月，在除掉刘毅以后，诸葛长民已成瓮中之鳖。以刘裕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判断，执行“土断”的具体时间肯定是在翦除诸葛长民后的三月上旬迅速展开的。四月，晋安帝的皇后死了，刘裕就请求（实际上是命令）晋安帝撤销皇后享有的临沂、湖塾一带原用于资助其化妆品开销的40顷良田赏赐给穷人。

根据以上史实推断，盐渎改名为盐城的时间为东晋义熙九年（413）三月。

记者：请问您为何选择研究盐渎史这个方向，其它还有什么可以公布的学术成果吗？

冯雁军：几年前，我在研究盐城摄影史查找史料时发现《盐城市公路交通史》有一处“盐渎故城在县西北”的载述，由此引起极大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专门从事盐渎史研究的人非常少，公开出版物中关于盐渎史实的载述有诸多以讹传讹，于是确定了专门研究古县盐渎的历史。因存世史料极少，我主要从有关记述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再回到刘裕南宋以前秦汉三国两晋的原始古籍中寻找蛛丝马迹，进而对后人研究成果进行逐一学习、甄别，在近年来新出版的学术成果中查找关联，对同时期历史事件进行多元素印证。我发现，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除极个别情况外，都与其它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厘清历史事件的各种关联，就能知晓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事实真相。另一方面，研究某一阶段历史，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知晓其时天下形势，了解各独立政权控制区和整个经济社会状况，把所要研究的内容放到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去，并从中找到与其它事物、事件的各种关联，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语境、审美和思维方式去解读两千多年前的情境。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借助于现代互联网技术与网上图书馆海量古籍在线可查，最新史学成果、地质勘探成果和考古发现的种种资源共享，为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因而，关于盐渎史的研究，我还有以下系列发现：秦始皇第五次巡视天下由长江入海北上琅邪时经过盐渎古境；汉初射阳侯国和射阳县不可能代管过盐渎县；陈琳不是盐渎人；不存在晋末分射阳县东部置盐城县；今阜宁县古河镇是413年与盐城同期设置的左乡县所在地；盐渎故城在县西北建湖县蒋营镇收成庄一带；收成庄还极可能是413年所置东城县治所所在地；盐渎县人口见于官方的记载有4次；严昕是除孙坚外载于正史的另一位重要县人；孙策生于盐渎并随父母在盐渎生活了近三年；晋东海王司马彦璋被害时还只是几岁的孩童，等等。我在350多页的史学新著《盐渎》一书中均有详细考证论述。

记者：你对未来盐渎史研究有什么见解？

冯雁军：盐渎历经战乱废县、重置和改名，大量史籍佚失，明代万历年间杨瑞云主修第一部《盐城县志》后，清、民国及解放后续修《盐城县志》时，想了解盐渎置县全貌尚不具备条件。而今，学术环境已大为改观。近年来，全国秦汉政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术界对西汉不同阶段的政区设置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而某些载录两汉、三国、两晋行政区划信息的大量出土文物文献，也为我们了解盐渎县存在其间历史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随着科技进步、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深入，相信关于盐渎的历史会有更多发现。周维华  王莉梅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