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战国变法第一人

来源：紫牛新闻

2020-09-23 17:46:22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3000年文明史的书。作者孙皓晖经十数年研究思索，在创作《大秦帝国》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集结为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概念，细致梳理了秦帝国之前中国历史的七大历史性跨越，总结出中国民族六大生存经验。本文即摘自该书部分章节。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是一个文明大爆炸的时代。战国时代的大争精神，催生了层叠林立的原典，造就了接踵比肩的巨人，生发了深刻壮阔的变法浪潮，锻造了令人目眩的古典战争的最高水准，推动了超大型工程领域的绝顶登攀。所有这一切，都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直接推动秦帝国实现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

战国轰轰烈烈的变法浪潮就是从魏国的李悝变法开始。关于李悝的生平，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已经无从具体化了。关于李悝何时进入魏国权力体系，变法之前担任过何种职守，哪一年开始变法，我们也都不得而知了。我们所清楚的，是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在魏国主持了一场伟大的变法。

魏国变法的动机

公元前445年，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魏斯继承权力。这个魏斯，就是魏文侯。魏文侯三次攻秦，都遭遇到秦国巨大的抵抗。在对楚国和齐国的扩张也遭遇了两次大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大国战争的受阻，实际上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因此，魏文侯君臣形成了一种判断：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

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这部《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法经》共有六大部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第一，盗法。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镇压社会暴动与庶民叛乱的政治法律。

第二，贼法。这是对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施行惩戒的法律。

第三，囚法。这是当时的断狱法，监狱管理法。

第四，捕法。这是当时关于侦查、捕拿犯人的法律，后世称为“捕亡律”。

第五，杂法。这是当时关于其他犯罪形式的制裁法。

第六，具法。这是依据犯罪的实际情形，酌情加减罪行的规定。

以李悝的《法经》及其在魏国的第一次变法为标志，战国法家宣告正式破土而出了。自此之后，这个学派便以空前的历史高度，主导了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原生文明的内涵得到了决定性扩展、决定性提升。

李悝变法的内容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国君最高权力与国家政事权相对分开，设定国君权力与政务权力两个系统。国君系统由既往的各个公室事务官署组成，再新设立秘书长性质的“长史”机构，负责协助国君处理国家大政，保证君权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君权的核心是官职任免权与国家荣誉赏赐权，以及对军队的掌控权。

其二，政务系统由相国（丞相）统领，为百官之首。丞相府下辖诸多属官，处置各个领域的专门问题。丞相权力运行的基础，是实行“开府”制。开府制，就是有权在丞相府邸独立处置政务，以保证国家政务的高效运转。

其三，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其四，官员遴选的基本点，由承袭制变为任免制。

其五，地方治理权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旧诸侯制时代的封地私兵权、司法权、官员任用权、民治权等全部统归国家，由国家设置“守”来治理。封地的主人，只保留赋税征收权。总体上说，这是对分封制基本面的废除，但还保留了相当殷实的经济权力。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具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推行私田制经济的总体原则———尽地力之教。

其二，督导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的三项办法。

其三，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

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这种最初的法治，其基本点是：

第一，法律体系在全部国家制度体系中开始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而不再是王道礼治的手段。第二，法制体系取代了礼制体系，成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强制性规范。礼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自然抛弃，其中适合社会发展的保留部分，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起作用，而不再具有强制性。

第三，法律对国君权力的规范开始发生作用，但还只是局部的规范和限制。

第四，由于战争不断，这种最初的法治带有明显的战时特点，其表现形式就是相对重视刑法的实施，重刑色彩很鲜明。

虽然如此，李悝的《法经》六法，第一次以全面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将法治文明推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取代了奉行两千余年的王道为本的人治、礼治的治世规范。无论这种最初的法治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的文明生发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李悝变法的意义

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强大国，魏文侯也成为最负盛名的战国君主。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

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与此同时，楚国、齐国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第一次变法，秦国也推行了浅层的新政。

在《史记·魏世家》中，没有关于李悝变法的记载。李悝变法及其《法经》，只星星点点地见诸《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等的简单记载。因此，李悝的个人归宿，就成了一团模糊的云雾。依据历史逻辑的推断，李悝只能有三种结局：其一，居高位而善终；其二，被迫离职隐居；其三，变法到一定阶段遇害身死，魏国社会及魏国史书均对其讳莫如深。从后来战国法家人士主持变法的普遍命运看，最后一种结局的可能性极大。

无论李悝的个人命运如何，他的空前变法，使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法治文明的曙光。战国法家将中国政治文明推上了最高峰，具有不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