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在这年四月中下旬，江南地区已盛传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的惊人消息。在随后几个月里，有关三月十九日“北京之变”的消息越来越多，在汹汹的传言里，既有真实的信息，也参杂着不少谣言，其中有一条崇祯帝密旨收葬大太监魏忠贤的消息，在当时可算一条令人瞩目的“要闻”，流传很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特约撰稿 胡丹

“密旨收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

1644年，干支纪年为甲申年。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史称“甲申国变”。怎么在京师陷落的当口，突然传出崇祯帝收葬魏忠贤的消息呢？魏忠贤是何许人，天下谁人不知？前朝阉党的总头子！崇祯帝登基，第一个收拾的是他，还定下了“阉党”的铁案，怎么崇祯帝垮台之际，却为这位早已被磔尸的大太监收葬呢？难道是崇祯帝在殉国前后悔啦？自己打自己脸？

这条消息传来，人们自然产生这样的疑惑。我们今天来查考这个说法，所能看到的源头，见于一本无名氏所作的《燕都日纪》。这是一种在甲申之变后非常流行的时事读物。它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四日（也即李自成攻入北京五天前）“起复内臣曹化淳”条下这样记道：

化淳经事故珰忠贤，奏言（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骨。

它说，崇祯帝信任的大太监曹化淳，曾经在魏忠贤手下做事，他眼看着农民军打到了家门口，就忍不住向崇祯帝奏本说：魏忠贤若在，时局必不会糜烂至此！崇祯帝听了，恻然有悔意，就传旨收葬魏忠贤的骸骨。

身在南京的著名文人冯梦龙也看到了这条新闻。本来他作为一名“记者”，已多次深入南逃群众，采访有关北京之变的消息。他将《燕都日纪》收入记录甲申之变的“新闻集”《甲申纪事》里，消息传得更远了。事实上，这条很值得琢磨的大新闻，在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形”。

苏州人陈济生从北京逃回后，在自己所写的仅有“一纸”的“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再添加其他人所写的材料或社会上的流言，也迅速出版了一本“新闻报道”《再生纪略》，在这本书里，他也记载了“收葬魏忠贤”这件事：

上忽传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群臣力止之。

在陈济生的报道里，公开的“传谕”变为了“密旨”，还多出了“群臣力止之”的情节。可见许多消息在传播过程中是不断丰富细节，并逐渐“合理化”的。

“收葬魏忠贤”说不可信

“收葬魏忠贤”一传出来，多数人是相信它的真实性的。然而这又是一个很容易辨析的假消息，明末材料丰富，我们利用史料相互参证，所谓“收葬魏忠贤”说就站不住脚了。

“收葬”说以太监曹化淳为动议者，称曹曾“事故珰忠贤”，好似曹为魏的“忠臣”，这就不对。

曹化淳是明末著名太监，他出身崇祯帝潜邸（信王府），这是他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曹氏最早见于史籍，是崇祯二年三月，此时他已是炙手可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的发迹，全因他是崇祯帝的旧人、私人，跟魏忠贤毫无关系。事实上，曹化淳跟魏忠贤不仅无恩，还有很深的宿怨。

曹化淳出自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前司礼太监王安之门。史载：崇祯十年秋，常熟人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钱氏下狱几死。幸亏他曾经为故太监王安写过祠记，“司礼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对钱氏含冤感到愤愤不平，便将张汉儒等人的阴谋揭露了出来，张汉儒“立枷死”。这里明确记载曹化淳出自王安门下。王安惨死后，魏忠贤对其名下宦官进行了迫害，把曹化淳派到“冷局”王府当差，算是一种贬逐，谁知机缘巧合，曹化淳所去的是信王府，信王后来继承了皇位。

曹化淳深得崇祯倚信，地位越来越高，先后总督东厂、提督京营戎政，直至升任司礼监掌印。但在崇祯后期，曹化淳失宠，罢官闲住，可能因为在农民军攻来前，他奉旨捐献，比较慷慨，拿出白银数万两（一说三万，一说五万），以此复得崇祯欢心，才在城破前几天，命他戴罪守城。而所谓“密旨收葬”，就附记于此日。这就构成了此事的第二不可信：曹化淳闲住多年，与皇帝已有疏隔，当此亡国之际，甫一起用，竟敢大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他敢如此置喙吗？

影片《绣春刀》中，金士杰版魏忠贤

在时人的心目中，崇祯帝之“英断”，最初的表现，就在他以十七岁的冲龄，不动声色，剪除一手遮天、党羽满朝的魏忠贤，对宦官乱政加以拨乱反正。“践祚而首剪巨奸”，当时臣下上奏言事拍皇帝马屁，无不称说事。这也是崇祯帝最为得意的政绩。老于官场的曹化淳，会这么说吗？

而且，此时，魏忠贤遗骸也已无处可收。魏忠贤败于1627年十一月，在赴凤阳戍所途中，自缢于阜城县（今属河北衡水）旅舍。次年正月，奉旨于河间府磔尸。纵有遗骸，亦当就地草葬。所谓“密旨”发布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可是在上月底，保定、真定、河间等府，纷纷迎降，已沦为“贼区”，谁敢南去收葬？当时李自成大军已打到昌平，北京戒严，刚刚被起用的曹化淳，哪里有时间去为魏忠贤造墓、收其遗骸？

如果信从《燕都日纪》，崇祯帝“传谕”（公开的明旨）收葬，那就不是埋一具枯骨的小事，而是变相替魏忠贤平反的政治大事了。所以苏州人陈济生逃回老家后，在抄录时可能觉此事太过骇异，又未闻有明旨，于是改“传谕”为“密旨”，然称“群臣力止之”。

时任左谕德的杨士聪，南下后，从新闻读物里看到这样的记载，当即在所撰《甲申核真略》中加以驳斥，称其为“逢迎时局者”的造作。杨士聪作为“词臣”，经常入直，通晓政情，明习典故，兼且身处陷城之中，耳目最真。他反驳的理由是：“化淳闲住在外，未闻特召，何处面奏”，即曹化淳虽然蒙旨戴罪守城，但没有奉召入见面奏，帝旨何从而出？这是不熟悉朝廷制度的普通人士所无法了解的。

“收葬”一说，漏洞遍体，根本经不起考证，是一个明显的谎言。

为何很多人会信这个谣言

“甲申之变”后，在商业出版发达的江南，出现了大批记载、报道时事的新闻读本，尤其是“甲乙（即甲申、乙酉两年）鼎革”之际，江南出现了大批记录、传递国变消息的抄本和坊刻（民间书坊的刻本），流行一时，满足了人们及时了解时事的信息需求。报道收葬魏忠贤之事的《燕都日纪》和《再生纪略》就是这样的新闻出版物。

该书记甲申三月十四日崇祯帝传谕收葬魏忠贤，并借曹化淳之口宣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透露了崇祯帝对杀死魏忠贤的某种悔意（“上恻然”）。我们虽无法查找到谣言的源头，但其政治意蕴一目了然，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面临彻底失败的崇祯帝，对其过去十七年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的正确性，已经产生动摇。

在甲申的舆论场上，流传着不少与“收葬魏忠贤”潜通暗联的政治性谣言彼此关通，从属于一个共同的叙事主题，核心是文臣误国。甲申之变，暴露了朝臣的无能与无节，“文臣朋党误国”，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声量异常之高。一些谣言甚至借崇祯帝之口，说要“尽诛百官”。如果以文臣为主的百官应当为亡国负责，那么谁又在努力拯救危急的国运呢？那就是宦官和勋臣。

明代，勋臣在政治上是受到严格钳束的，决不许其干政。但南明建政之初，以诚意伯刘孔昭、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为代表的勋臣，攫取权力，与试图复设东厂的宦官共为舞蹈，表现得特别活跃。他们将亡国归罪于“百官”，这无疑有利于在新朝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可不幸的是，勋臣在拯救国运上毫无作为，他们凭什么“鼓勇自信”呢？在甲申新闻里，襄城伯李国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此人本为一“大言无忌”的纨绔子弟，在城破前被委以京营重任，可是“贼”来即束手就擒，后来还因受刑不过，自尽而亡。不料就这么个人物，竟在甲申之变的新闻报道中，被赋予了英雄的形象。如一种新闻如此描绘，说他见贼“面反向而不跪。贼云：‘为何不跪？’襄城曰：‘我明朝大臣，无跪理。’贼云：‘不跪将凌迟汝。’襄城曰：‘任汝。’贼云：‘不跪将凌迟汝全家。’襄城曰：‘任汝。’贼又曰：‘不跪将凌迟阖城百姓。’襄城跪，仍反面曰：‘吾为阖城百姓跪，非跪汝也。’”

尽是不值一哂的谎言。李自成在四月十三日率军东征吴三桂前，为绝后患，将勋戚集团全部屠杀，岂容一李国桢空作壮语？

但塑造一个忠烈的勋臣形象，不正是无功可表的勋臣所亟须的吗？

所以，尽管李国祯死的并不光彩，却与城破时举家自杀、自焚的勋戚一样，获得祠祀、给谥、晋爵等优厚的恤典。由李国桢这例完全出于莫须有的“新闻纪事”，不难发现，背后是有人在刻意造假，而这种“殉国”假货无疑是有着直接的政治利益的。

总而言之，勋臣与阉宦试图扩大其在南都的政治利益，为此利用坊刻诸书，大肆渲染“臣子负恩，文武尽贪庸之辈”的话语；包括“密旨收葬魏忠贤”在内的纪事，正是在其主导下的政治叙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谎言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被人识破呢？除了当时流言太多，难以辨析，以及政治利益在背后的“加持”外，还因为“崇祯帝收葬魏忠贤”的话语中，暗含了一种历史评价。

大太监魏忠贤，在天启几年中操柄数年，权倾天下。在他专权时，恰好辽东之祸稍宁，“流贼”之火未炽，与崇祯中哀鸿遍野的亡国景象相比，简直不啻太平盛世。崇祯登极后的“首政”，就是将魏阉连同其团伙一举剪除，朝野对中兴充满期待。可是时隔不久，西北风尘骤起，东北辽祸日亟，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历十七年而社稷倾覆。这便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比，并且很自然地推导出一种假设：如果魏忠贤还在，明朝之祸，必不至此。当然这是一种很浅薄的历史观，但因为它颇为契合一般民众对历史和时政的理解能力，因此也很“易售”。这也是收葬魏忠贤的谣言“可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