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下午，20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品的资深译者，也是拉斯洛好友的匈牙利语翻译家余泽民远道而来，在南京方所书店与南京的读者们畅聊拉斯洛的文学世界。南京大学教授、东欧文学专家景凯旋，原《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专家高兴，《撒旦探戈》策划人袁楠作为嘉宾出席，南京大学教授但汉松担任活动主持。

从李白开始的友谊

“我是1991年去的匈牙利，1993年认识的拉斯洛，一开始聊的是他1991年的中国之行，然后聊到了李白和唐诗，所以我后来常常说，我和拉斯洛的友谊是从李白开始的。”活动一开场，余泽民先和大家聊起了他与拉斯洛之间的故事，余泽民之所以会与匈牙利结缘，说来也十分有趣，他小时候看了不少东欧电影，对东欧本来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本科时学医，研究生读的是艺术心理学，“本来没打算出国的，后来一个北医的朋友跟我说，去匈牙利啊，匈牙利不要签证，我就去了。”余泽民一乐，“不要签证，这就是唯一原因，现在想想也挺可笑的，当时是年轻，无知者无畏，如果年龄再大点，可能就思前想后不会去了。”

结果到了匈牙利才发现当时匈牙利人不怎么能说英语，当时他们的第一外语学的还是俄语，余泽民一时间陷入了完全不能交流的状态，只能硬着头皮从零开始自学匈语。

和拉斯洛的第一次会面也十分有趣，当时余泽民还不怎么会说匈牙利语，便用英语和拉斯洛聊李白，“他跟我说有首李白的诗他特喜欢，一个男人写给另一个男人的，讲两个人依依不舍的诗。我想这是什么，后来他说什么湖水啊、踏歌啊，我就知道了，是《赠汪伦》，于是我给他背了这首诗，他觉得这首诗特别现代，我们的交往就这么开始了。”最后拉斯洛开了四个多小时车，把余泽民带到了三百多公里外的自己家里，住了一周，“我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一开始我们在一块不谈文学，我就给他做饭，他带着我到处见朋友，逢人就说这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我心想你就我这么一个中国朋友呀。”

拉斯洛很好看别被序言吓住了

余泽民真正开始翻译拉斯洛文学作品也是机缘巧合，“其实我在翻译他的作品之前，根本不知道他小说的语言有多难，我以为匈牙利人都这么讲话呢。”1998年余泽民陪着拉斯洛在中国行走一个月后回到匈牙利，他开始对拉斯洛的创作产生了好奇，恰巧当时他住在一个出版人朋友家中，“碰巧拉斯洛一个短篇集再版了，我就帮忙卸书，卸完了他就送了我一本，说这是你朋友的书。”这是余泽民得到的第一本匈牙利语作品，是拉斯洛的短篇《茹兹的陷阱》，这成为了余泽民第一部翻译作品，“说来荒唐，我当时语言水平还不够好，于是就翻着看哪一页单词认识得多点就从哪里开始读，对着字典查，结果第一句话就把我难倒了。”

这就要说到拉斯洛文学的“长难句”了，翻开拉斯洛小说的中译本，直观的感受就是密密麻麻，长长的句子好像都黏在一起，无穷无尽的在纸张上蔓延，“其实中国读者读拉斯洛比匈牙利读者读更简单一点。”之所以会这样说，与拉斯洛的两种长句结构有关，第一种长句结构余泽民称之为“俄罗斯套娃式”，因为匈牙利语法的原因，在主谓宾之外，中间可以填充大量的辅句，糅在一起变成一个长句，“这种长句是很难翻的，我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翻，第二天还要再看一遍反复的打磨，虽然句子很长看起来不习惯，但是我能肯定的说翻译过来在中文的语法上都是通的。”

第二种长句结构是“火车头式”，好比是一个火车头后面可以挂一长串车厢一样，“这种翻译起来其实没有那么难，这种长句在中文语法上实际上可以断成短句。中文一般是换一个主句就可以画个句号，但拉斯洛他不换，他会一直叙述，直到把一个场景全部叙述完，这么多逗号是因为他不愿意打断他叙事的节奏。”

对匈语毫不了解的读者们可能想不到的一个翻译难点在于匈语的第三人称单数是模糊的，拉斯洛利用了这种模糊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匈语里第三人称单数不分性别，也不分是人还是物，所以我就要判断这里的TA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说人还是说狗。”在刚出版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这就令人很头痛了，“我需要判定这是这个人说的还是那个人说的，是间接引语还是直接引语，所以我翻译完了自己还要回过头看两遍，是不是通的。”

拉斯洛作品翻译的不易在《撒旦探戈》的序言中亦有体现，余泽民不无幽怨地写道：“与其说是告捷，不如说是告饶，若这本书再长上几十页，估计我会得抑郁症的……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走了一遭。”现在回过头来看《撒旦探戈》的序言，余泽民笑着说：“我后来挺后悔写这个序的，因为一开始只是我个人情绪的宣发，但可能吓住了不少读者，其实这是给译者造成的困难，你们看的时候我已经替你们解决了语言上的问题了，别因为我写的序就吓到了，拉斯洛的书还是好读的，读到结尾你会找到乐趣。”

拉斯洛的文学作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余泽民看来，他所讨论的是人类的困境问题，“他写的人类困境就像跳探戈舞一样，往前两步又往后两步，人类从一种困境进入另一种困境，在困境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拯救者，用各种话术带着人们跟随着他们走，走到了一个新世界，然后又走向另一个困境，再从困境的绝望中萌生希望，他所写的就是这么一个轮回。”

拉斯洛的文学作品所强调的并不是人类总是处于困境之中，不是表现绝望，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所期待的拯救者，他们是真的拯救者吗，他们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不太同意说拉斯洛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的说法，我说他是忧伤主义者，因为他对人类命运的担忧，所以才会不断重复这个主题，如果他绝望了，那他就不用写了。”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