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宜兴，阳光正好，82岁的老钱躺在医院病床上看着窗外，手机响了一声，是到账3万元的通知。老钱愣了片刻，眼眶红了。他嘴唇微颤，对陪护的老伴儿说：“这是法院给我送来的救命钱。”

老伴知道，老钱说的“救命”，不全是治病的钱——儿女们早把医疗费备下了，这笔钱救的是老钱的心病。事情要从1994年说起。那时老钱经营着一家耐火材料厂，经人介绍承接了外地某建设项目中一部分保温耐火工程。

活是老钱带着工人实打实干出来的，可整个项目被层层转包，完工要结款，甲方曾提出质量问题，老钱带着工人全部返工整改到位，可那笔工程款却像石沉大海，再没了下文。这些年，老钱没少往项目地跑，一趟一趟地催，一趟一趟地要。但由于项目牵扯的环节太多，始终没人认这笔账。

后来耐火材料厂跟不上形势，老钱也从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儿女很孝顺，看病养老不愁。可这笔钱的事，他放不下。不是缺这点钱过日子，是觉得冤枉——他带着工人们辛辛苦苦干的活，凭什么就没人认？越到晚年，这根刺扎得越深。

80岁那年，老钱的身体出了问题，躺在病床上的他一直跟儿女念叨那笔账：“我不是非要那笔钱，我是要个说法。”老钱咨询了很多律师，无一例外都劝他：“证据不足肯定败诉，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2025年，老钱抱着一线希望回到故乡，来到了宜兴市人民法院周铁人民法庭。

梳理完案情，周铁法庭庭长吴畏发现，能证明工程量和工程事实的合同与结算单只有某个项目负责人胡某的签字，而算算时间，胡某早已退休，实际转包的公司也早已注销。如果按常规程序驳回起诉，于法有据。可吴畏想，一个82岁的老人，在生命倒计时里等来的，难道就只能是一纸驳回？

吴畏没有急着下结论。第一次开庭后，面对证据链的严重缺口，他详细研判了案卷材料，决定从签字人胡某身上突破。千方百计联系上胡某，胡某果然还记得老钱的工程，但他说真正的转包方是万某名下的某工程公司，自己当年只是挂靠在万某公司的项目经理，而且听说万某退休以后就定居境外了。

虽然有了真正的被告的线索，可要找到人谈何容易。常规的司法送达，走外交途径或者邮寄，时间太长，还不一定成功。吴畏从工商档案里泛黄的登记材料一页页翻起，又到当地走访与该建设项目有过交集的老职工。历经五个多月，吴畏终于联系上了最关键的责任人万某。

对方一开始很抵触，觉得事情过去三十多年，跟自己没关系了。吴畏向他解释：“公司注销了，你作为实际控制人，涉及债务的纠纷，还是有责任出来面对。”就这样，已经“失联”的被告重新进入了诉讼程序。人找到了，可证据还是缺。为了让胡某出庭作证，吴畏没有放弃，一次次电话，一趟趟登门做工作。胡某的证言，补上了证据链最关键的一环。

案件再次开庭，万某的代理律师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吴畏当庭向被告律师展示老钱三十多年来往返项目地催要的车票材料。一张张泛黄的老车票，不知道承载了老钱多少的风霜辛劳。彼时，老钱刚做完一次大手术，比初次见面瘦了许多。他说，如果有需要，还可以找证人证明他这些年一直在催要工程款。

吴畏严肃地向律师释明，诉讼时效的审查标准从宽，这项规定主要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而不应当被滥用于规避责任。万某的代理律师无可辩驳，只得如实承认自己难以说服万某。

吴畏再次联系万某，在释明法律问题之外，又把老钱这三十多年的经历、把老人病床上的心事，一点一点讲给对方听。第一次，对方不理。第二次，对方说“证据不足，我不认”……在吴畏的不懈努力下，万某开始犹豫。吴畏又跟他讲诚信，讲做人的本分，讲人到晚年内心的遗憾与和解。几十通电话，上百条微信消息，从夏天聊到了来年春天。对方的态度慢慢变了——“让我考虑一下”，后来变成“法官，我听您的，我愿意出这笔钱”。

最终，双方通过线上调解平台达成了协议。被告同意支付一笔款项并即时履行。那天，老钱盯着手机上的到账通知，沉默地看了许久……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老钱特地从医院“请假”来到周铁法庭，将一面锦旗送到吴畏手中。“老钱，怎么还麻烦你跑这一趟？”老钱紧紧地握着吴畏的手，“吴法官，比起你为我这个案子经历的麻烦，我这点麻烦又算得了什么呢？”吴畏温暖地笑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

通讯员 葛桑桑 姜立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