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的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此拉开序幕。日本在1945年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梅汝璈作为中方法官，参与了这场审判，并且负责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撰写。他还在65年前就发表文章，提出应对南京大屠杀及时进行研究，警告“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专访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听他讲述这位中方法官呕心沥血的努力。

东京审判期间媒体对梅汝璈的报道

父亲留下的日记和手稿

追忆东京审判往事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其父亲思想开明，支持他上新式学堂。此后，梅汝璈和远房叔叔梅旸春一同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梅旸春后来公费赴美留学，成为桥梁专家，曾参与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最后殉职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上。

梅汝璈1924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也赴美留学，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回国后，梅汝璈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还在政府部门担任过法律方面的职务。1946年，梅汝璈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官。

梅小璈出生于1952年，小时候，他对父亲以往的经历了解不多。在他的印象里，梅汝璈比较温和内敛，不过偶尔也有幽默的一面。梅小璈说：“小时候，我们家的房子里有一根立柱，有一次，我看完小人书《西游记》，说那根立柱是定海神针。第二天，我发现柱子上多了一行小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这明显是父亲所写。”

梅小璈觉得，在自己的成长阶段，父亲始终言传身教，“他不太管我和姐姐的学习，但他下班回来就看报纸或写作，家里很有看书学习的氛围。”1977年恢复高考，梅小璈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姐姐梅小侃考入呼和浩特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班，后来还获得了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的博士学位，这都和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

梅小璈说，父亲在世时，不常听他说东京审判的事情。17岁那年，梅小璈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听闻父亲生病住院，他和姐姐轮流请假回去照顾，但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话也说不清楚了。1973年，梅汝璈去世，没有在父亲生前了解他在东京审判时期的经历，梅小璈一直感到很遗憾。

上世纪80年代，梅小璈开始整理家里的一些旧物，找到了一些资料，包括梅汝璈的部分日记和手稿，通过看这些资料，他逐渐了解到父亲在参加东京审判时呕心沥血所做的工作，重新认识自己未曾了解过的父亲。

梅汝璈

为争取法庭座次脱下法袍抗议：

我们代表各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梅小璈说，中国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参与来体现的。

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特别通告第一号，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依据各国提名任命了9名法官。同年4月26日修正的法庭宪章将法官增至11名。中国方面指派时年42岁的梅汝璈出任法官。梅汝璈成为代表中国的法官。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梅汝璈展现出阳刚坚毅的一面，他曾立下誓言：“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东京审判的第一场斗争是法官座次之争。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想把英国与美国两国法官安排在自己的左右手，于是先提出法官座次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美、英、苏、中、法为序，又提出按照国名排序，甚至还有人提出按照法官资历排座。座次之争实质是国家之间话语权的竞争，为了维护祖国权益，梅汝璈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接受日本投降时各国代表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面对庭长几次三番的试探，梅汝璈脱下法袍以示抗议。经过尖锐斗争，法官座次按照日本投降签字的先后顺序排定，中国的法官位居次席。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第一批受到起诉的日本战犯有28名，其中永野修身和松冈洋右候审期间病死，大川周明装疯，实际上只对其中的25人进行了审判。

梅汝璈在开庭前一天的日记中说：“这二十八个名字，大半我都熟识，他们几乎都曾为害中国，尤其是土肥原这家伙，他是制造中国分裂内乱的专家，阴谋多端、诡计百出。他的大半生的历史就是一本毒害中华史。其次，松井石根，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刽子手头目的。至于板垣、小矶、梅津……都是侵华健将，妇孺皆知。”

梅汝璈（右二）和其他法官合影

呕心沥血两年半

将日本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梅小璈说，东京审判最终还是受到法律以外的力量干预，受到起诉的战犯也只有第一批28人，后来逮捕的一百多名战犯都被释放了，包括岸信介等人。“我想这就是我父亲和向哲濬检察官深感无奈和痛苦的地方：你是来做起诉和审判工作的，然而有些实际该做的工作却做不到。”

东京审判的被告辩护团队数量超过检察官，而且很多都是美国律师。他们具有多年从业经验，法律知识丰富，利用各种手段严重阻碍对日本战犯的控告，致使25个案件审理了两年时间，再加上讨论量刑和撰写判决书，东京审判时间超过两年半，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在撰写审判书的时候，有人提出统一撰写。梅汝璈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坚持审判书的日军侵华部分应由中国人来书写，因为中国人受害最深。法庭最后采纳了梅汝璈的意见，决定让梅汝璈负责起草东京审判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

1948年4月中旬庭审结束，法官分工撰写判决书，再集中到一起讨论对这25人如何量刑，又用了半年时间，直到当年11月才宣判。

在考虑量刑的时候，法庭内部首先辩论是否适用死刑。梅汝璈做了很多工作，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到数位法官的支持，最后对罪大恶极的7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其中至少5人都和侵华战争直接相关，如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还有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也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系，此外还有东条英机。

撰写判决书的时候，为了将日本侵华罪责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梅汝璈夜以继日地收集证据。他后来曾回忆道：“那些日子，我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从1948年11月4日起，法庭宣读长达1212页的判决书，至11月12日读完。在判决书中，梅汝璈详细列举了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野蛮行径，为后人追溯提供了翔实材料。

梅小璈接受记者采访

忘记过去的苦难

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小璈说，通过参加东京审判，并且亲身观察日本社会，梅汝璈对日本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当时就发现，日本虽然战败，但并不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贫困苦难。实际上，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已经有一些复兴迹象，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力度，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责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受害国该怎么办？我能体会到父亲当时面临的那种焦虑和艰难。”梅小璈说。

梅汝璈很早就注意到，日本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危害调查得非常详细，对自己的战争罪责往往轻描淡写。他认为对于日本侵华调查研究和记录必须及时，“我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表示，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20多年了，经历过的人逐渐在减少，城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抓紧调查。”

去年，一批东京审判中美方助理检察官萨顿的私人档案回到中国，萨顿在信件中真实记录下自己来到中国寻找南京大屠杀证人的往事，让我们看到了正义判决背后，那些艰难、细致甚至是危险的调查工作。

早在1961年，梅汝璈就曾发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这是较早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文章之一。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就将我所能记忆的、对我印象最深、永世难忘的一些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作一番最简单的挂一漏万的回忆和叙述。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他在文章结尾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小璈和姐姐梅小侃这些年来一直在搜寻整理父亲的资料，已经出版了《梅汝璈日记》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著作。这些资料意义非凡，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从国际法角度来讲也非常重要。

梅小璈说：“战后国际秩序建立时，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那半部手稿里也提到了当时遵循的一些原则，如不能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战后虽然没能完全贯彻这一原则，还有不少局部战争，但确实再没有发生过世界分成两三个阵营的大规模战争。”

梅小璈说，由于东京审判受到多种因素干扰，梅汝璈生前曾表示，这场审判可谓差强人意，“他出任东京审判中方法官是历史的眷顾，是同胞的成全。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结果不是特别理想，但就个人努力来讲，已经做到极限了。”谈到这些年来致力于整理父亲资料的经历，他说：“我母亲生前多次说过，他们这一代人见到的苦难太多了。我们作为未亡人和幸存者，应该为捐躯者和蒙难者做一些事情。”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 宋世锋

拍摄/剪辑 马斌

设计 肖甜

策划 陈迪晨 刘浏

校对  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