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家的章太炎，除了平日的零星讲演，一生中有四次集中讲学。第一次是1906-1911年避难东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第二次是1913年的“时危挺剑入长安”，被羁北京时之“以讲学自娱”；第三次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登坛系统讲授国学；第四次则是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四次集中讲学，最为后世研究者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次。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经由周氏兄弟等人的大力渲染，早已成为学界普遍知晓的传奇故事。当年听讲的学生中，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

章太炎日本讲学，于听讲诸人中，其1928年所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系以黄侃、钱玄同、朱希祖为“弟子成就者”的代表，而只字未提周氏兄弟，从授课内容看，并不为过。传统的经史子学研究，均非周氏兄弟的兴趣所在，更不是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

鲁迅去世前10天撰《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提及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

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是真记不得，还是有什么微言大义？我倾向于前者。因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这样谈及民报社听讲：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

这就可以解释太炎先生晚年指挥弟子所编《同门录》里，为何出现明显的纰漏。据说吴承仕曾当面问过太炎先生，为何《同门录》里没有鲁迅、许寿裳、任鸿隽等人名字，去取是否有意。太炎先生的回答很妙：“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即便我们相信太炎先生的解释，可如此郑重其事编纂《同门录》，居然会遗忘其时已大名鼎鼎的鲁迅等人，起码可以说明在章太炎心中，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入室弟子”。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提及周氏兄弟“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听课态度——他们其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并为《河南》杂志撰写长篇论文，“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这一说法得到了周作人某种程度的证实。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及当初“每星期日亦请太炎先生在东京民报社内讲学”，紧接着补充很重要：“彼时先兄尚有出版杂志之计划，目的侧重改变国人思想，已定名为《新生》，并已收集稿件。”

就在听章太炎讲学的同时，周氏兄弟开始了其以医治国民精神为目标的文艺事业。若如是，鲁迅、周作人对于《说文》等传统学问的态度，与从大成中学转来的钱玄同等，必定会有很大差异。不管当初是否只从“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来修习《说文》，其中途退场，以及日后的不以治经、治史、治子为业，都决定了太炎先生之不以此等学生为傲（政治立场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尽管在后世学者看来，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受章太炎影响很深，可从专业著述角度考虑，鲁迅确实算不上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不过，《域外小说集》封面，依稀可见此课程的影响：在长方形希腊图案的下面，篆书题写书名，均依《说文解字》。还有，鲁迅晚年曾再三表示，准备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

陈平原 《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8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