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在1977年，与现在的高考不同，那是个冬季。算来已经是47年前的事了，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初冬春意盎然。

那一年，因为是中断10年后的首次高考，报考者众多，各省普遍采取了初、复试制度。初试由各市组织，复试由省里统一安排。我所在的无锡市，把初试定在11月27日。那时，我是无锡市郊区军嶂公社西林大队的一名“知青”。得知消息后，我去公社交了5毛钱报名费，拿到了准考证。准考证上注明的考试地点是市十九中224教室。

初试考完，自我感觉相当不好。数学不说了，下乡两年多基本没有做过数学题，临时抱佛脚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作文也没考好，深感遗憾。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考试当时那场景：该写作文时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快耗尽了，心里急得发慌，手上的笔却干涩凝滞。在最后剩余的大概20分钟内，我不管不顾地信马由缰一通狂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都写了些啥，反正写完后就到交卷的时候了。感觉不好归不好，我并不沮丧，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了第二年还会有高考，大约在夏季。自己给自己打气：无非是再考一次呗。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天可怜见，我居然通过了初试！复试通知是12月16日送到我们知青点的。当时，我正在城里一家电视机厂的金属材料仓库当农民工，为生产队出力流汗挣劳务费。赶回知青点拿到复试通知的那一刻，我真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

复试通知上说，省统一考试定于12月23日至25日进行。也就是说，从接到通知到参加省考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时隔四十多年后我翻捡出了当年备考的资料，发现了自己写下的两张小纸条。一张小纸条记载了这几天的复习计划：“17日，作文，语文基础；18日，历史，作文；19日，地理，政治；20日，数学，作文；21日，数学，政治；22日，总复习。”另一张小纸条上写了12个字：“稳中求稳，力争录取，确保体检”。可见，当时自己是非常在意这次复试的，并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锤炼作文上，以避免重蹈初试之覆辙。

那一年的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考试的。我填报的志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三个志愿依次是：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并且在“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那一栏里填了“不”。真够牛的！那时，既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家长点拨，完全凭着个人兴趣由着性子来，自己喜欢什么就报什么，也不知道填报志愿还得排个阶梯、分个档次。其实，要说初衷，当年我最想报考的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理想是当个电影导演或者编剧、摄影什么的。我曾写信去询问该校的招生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我校今年决定不招收新学员”。多年以后，我把这封回信出示给我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胡智锋教授看，他大感惊讶，说：“没想到您与学校还有这份渊源！您要是来，那没准儿就没有张艺谋陈凯歌啦！”此是戏言。

与初试不同，复试后我的自我感觉相当好，尤其是接到了体检通知，更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体检通知是1978年1月15日收到的，通知上说：“你被录取为高校文科的预选对象，参加体检。”自己制定的最低目标算是达到了。但是，体检过后却陷入了漫长的等待。那些天，经常听说谁谁谁考取了哪个学校，谁谁谁接到了录取通知，而属于我的录取通知却迟迟不见踪影，心里五味杂陈。

发放录取通知的高潮过去后，我就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此次高考自己失败了。可是，恰在此时，无锡师范学校给我寄来了一份录取通知。那是个培养小学老师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连大专都算不上。我那时心高气傲，填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国内顶级的高校和专业，怎么能看上这种学校呢？不去！肯定不去！可父母亲不这么看，他们动员我接受这个结果。他们说，不管怎么样，凭着这份通知你马上就可以离开农村回城了，你能保证下次高考就一定能考上？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晚上，父亲和母亲联合起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说，直到深夜。可我就是不愿意，死扛着。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扛对了。没过多久，传来消息说，七七级要扩招了，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果不其然，也就几天工夫，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就抵达了知青点，我被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了。拿到通知时的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现在想来，幸亏我没去无锡师范学校报到，要是去了，我的人生肯定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据后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77年总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高考，录取了27.3万人，其中包括扩招的6.4万人，录取比率为4.8%。我就是那扩招的6.4万人中间的一个，是那4.8%的幸运者。

到南师报到是1978年4月8日，春暖花开的时节，由此，南师就成了我的母校。我在这座号称亚洲最美的校园里度过了青春岁月最难忘的四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比如，我的网名“唐太重”，甚至我女儿的小名“甜甜”，就酝酿于这座美丽的校园。我出生于无锡，但祖籍山东，身高一米八，标准的山东大汉。有天，课间跟三班同学王星旅、羊大全在中大楼门前闲聊，聊到体重，王星旅问我：“唐绪军，你体重多少？”我答：“180斤。”羊大全突然来了句：“整个一个‘唐太重’呀！”我们仨顿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事后我觉得“唐太重”这个称谓甚好，既形象又有趣，还符合我的特点，于是后来就把它用作我的网名，一直沿用至今，以致于在有些场合“唐太重”的名声远大于“唐绪军”。而“甜甜”这个名字，则来源于南师图书馆的期刊室。有天我去借期刊，递上借条后就边翻看架子上的新刊边等待。未几，听到叫声：“甜同学，甜同学，过来取刊。”我以为是叫别的同学，未予理睬。没想到，那老师提高了音量又叫：“唐绪军同学，来取刊。”我立马颠颠地跑了过去。到柜台前，那位女老师嗔怪地问：“叫你，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一脸无辜地说：“这不立即就来了嘛。”她又问：“我叫甜同学，你怎么不答理我？”我更懵了，我说：“我姓唐，不姓田。”她说：“糖不是甜的吗？”她一边说，一边自顾自地咯咯咯地笑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老师跟我开了个小玩笑，也就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当时我就想，以后我要是有了个闺女，一定让她叫“甜甜”。

随园四年，趣事很多，但比趣事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打下了自己人生的底色。七七级大学生正赶上思想解放的大潮，加之沉寂多年后重上讲台的老师们个个激情昂扬倾囊传授，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更大更新的世界，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恣意畅游，在思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许多习以为常的成见被无情颠覆，大量闻所未闻的新知被源源吸收，从而形成了我们新的世界观，铸就了我们新的价值观，也涵养了我们新的人生观。对于像我这样的七七级中的小字辈，老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固然重要，但“老杆子”同学们的榜样激励和智慧点拨，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成长阶梯和攀登扶手。

七七级同学的年龄差距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入学时，年长的已经三十多岁了，年幼的也就十七八，以属相论相差一轮还多。就拿我们同屋8个人来说，30岁属鼠的6人，20岁属狗的1人，19岁属猪的1人。我就是那个属猪的。尽管入学前我当“知青”也有两年多了，但与几位老三届的同学相比，无论是在学识方面，还是在阅历方面，我都相形见绌，稚嫩得很。记得报到那天，当我拖着行李进入寝室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桌上摊开的一本巨型辞典。说它巨型，是因为以前只在图书馆里见到过，未曾见到哪个个人自己拥有过。一打听，原来这本《俄汉大辞典》属于一位叫许海燕的人。心里不禁对之先有了几分敬意。及至相见，才知道，这位名字有点阴柔的同屋，竟然是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半大老头”。傍晚，来一人把“半大老头”叫出，两人在窗外叽里哇啦说得热乎，可我却一句也没听懂。当时，心头不由一惊：乖乖，这“半大老头”外语那么好？平常说话都用外语？不禁肃然起敬。想想自己的那点英语水平，简直无地自容。后来才知道，那天他俩说的并不是什么外语，而是地道的南通家乡话。可见，我当时的见识是多么浅薄。

不过，许海燕翻译俄文著作那可是实打实的。四年里，除了上课以外，他都趴在桌子前翻呀，写呀，那执著，不由得你不佩服。熟了以后，我才了解到，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这位海燕同学（我们同屋都尊称他为“老海燕”）当了“逍遥派”，他躲在家里学俄语、学英语，还看各种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书，立志要当一名翻译家。入学前他已经翻译了好几本俄语书，只是都还没能出版，以手稿的形式存着。我们聊起过学外语的事。老海燕说：“学外语没那么容易，听说读写没有十年的功夫别想成事。”十年？那时在我看来是多么的遥远。可现在，算是过来人了，回过头去想想，老海燕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毕业后，老海燕留校当了老师，他那些积存的手稿陆续出版成书，他自己也成为国内著名的外国文学教授。此是后话。老海燕有个好习惯，他翻译的手稿都是把散页的稿纸装订起来用的，有的还加有封面，一叠一叠地摞起来就像一函函线装书一样，规规整整。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有样学样，也把自己的稿纸装订起来，直到我写硕士论文都是这样做的。后来，电脑取代了纸笔，我才放弃了这种做法。

稿纸装订起来不难，难的是往里面写什么东西。为了缩小与这些“老杆子”同学们的差距，我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早上早早起床去小树林里读英语，晚饭后赶紧去教室占座位读书做作业。但是，教室晚上是要锁门的，寝室也要按时熄灯，怎么办？幸运的是，“老杆子”薛和向我伸出了援手。薛和当过三班班长，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系学生会在中大楼厕所旁边的楼梯间有个办公室，白天人来人往有公务，晚上就闲着了。薛和看我这个“小杆子”夜猫子一个，就把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教室锁门后我就独享了那个空间，我把它称作“我的知识港湾”。在那里，我熬过许多个夜晚，做了无数张英语小卡片，读了无数本中外名著，也写下了数叠读书笔记和各种习作。那时候，我们的学习状况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也就是在那个私密的知识港湾里，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我读到了八个字：“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细细琢磨，觉得这八个字讲得很有道理，就把它抄写在我常用的一本英语词典的扉页上，底下打了个破折号，破折号后面署上了说这句话的人名：曾文正公。这一招也是学的老海燕。老海燕那本《俄汉大辞典》的扉页上，就用俄语写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有生命的时候，就有幸福。有一天，姚大鋆同学看到了我抄写的那八个字，问我：“你知道曾文正公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曾文正公就是曾国藩哎！”姚大鋆也是我的同屋，常熟人氏，跟清末帝师翁同龢是同乡，大我11岁，入学前当过多年中学老师，教过英语，教过语文，中英文学养都很深厚，还写得一手好字。也许是沐浴着虞山的儒风雅雨长大，他待人处事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见生人必定先鞠躬，接受点帮助一定说谢谢，从未见到过他与谁争执过。他虽然跟我是同学，但在我的心目中更像是我的老师。但凡我有什么问题问他，无论古今中外，他都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常常让我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偶尔也有他不知道的，他一定会说：“这我不清楚哎，要查查了。”过几天，他会找我：“小唐，这件事嘛，是这样的……”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原版小说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鲁滨逊飘流记》。

当姚大鋆说曾文正公就是曾国藩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在我所受到的教育中，曾国藩可是双手沾满太平天国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我赶紧把“曾文正公”几个字给涂抹掉了。40年后，当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代表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年开学典礼暨科教融合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言时，我给同学们讲了这个故事。我说：“现在说起来好像是个笑话，也暴露了我历史知识的浅薄，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好在，现在我们已经不必惧怕读谁的书了。尽管对曾国藩的评价仍然众说纷纭，有赞有弹，但是我觉得他所说的这句话对立志做学问的人来说，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收获’是‘耕耘’的结果，如果你一心只想着尽早收获，你就有可能不顾农时，不择手段，拔苗助长，你的收获肯定是靠不住的。只有顺时应季，老老实实从头做起、从点滴做起，深耕、播种、除草、施肥……一步一步地去做，尽管费时费力，但最终的收获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这是我在母校学到的做事之道，也是我一辈子遵循的人生准则。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徐州地区的铜山县报，但在地委组织部转关系时被地委宣传部截留了。在地委宣传部工作两年后，我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做研究，一干就是35年，直至2022年3月退休。从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从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到所长，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我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形成的专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2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为“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新闻学与传播学97部核心著作之一（2017年）。我接任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后，对刊物进行了一番洗心革面的改革，从零开始建立起了匿名评审制度，在我任期内该刊连续两届（2015年和2017年）荣列全国“百强报刊”，现已成为国内各大评价体系中新闻传播学科名列前茅的权威期刊。我担任主编的年度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连续10年（2013—2022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皮书一等奖。此外，我还主持了3种国家级基础性工具书的编撰（《新闻学、传播学名词》、《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新闻学卷、《中华科学技术大辞典》第十一卷人文社会科学分卷）；自2014年起，连续10年受聘担任“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主任，为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一点贡献。

今天，岁至暮年，回望来路，仔细思量，我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大抵都可以追溯到我的高考，我的大学。

唐绪军（本文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