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按约定时间，我登门拜访了著名作家庞瑞垠先生。眼前的他，精神矍铄，元气充沛，思维活跃，谈吐自若，真让人难以相信，这已是一位88岁的耄耋老人。如今他依然在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著作不辍，继续在时代浪潮中潜泳，并适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庞瑞垠是南京资历最老的作家之一，关于他的创作经历，各大网站、软件（包括DeepSeek）都有详细介绍。他生于1939年，27岁进入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组，与艾煊、陆文夫、高晓声、方之是同事，37岁主持《雨花》杂志工作，退休后参与创立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并任会长多年。

迄今，他著作出版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13部长篇小说，作品题材广泛，风格独特，具有历史深度和人文关怀。其中，“故都三部曲”“秦淮世家三部曲”为他带来诸多荣誉。《南京百年文学史》主编张光芒推荐南京文学百年来的十本书，“秦淮世家三部曲”赫然在列。这三部曲也被著名评论家丁帆认为是南京文学、秦淮文学的扛鼎之作。

他是第一个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江苏作家，第一位入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江苏作家，但他低调自持，只愿成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我把我想写、能写、应该写的写出来就行了，从不自我炒作”，他一直坚持与当下的“明星作家”划清界限。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想以笔为刀，为南京抗战刻下不朽群像，他原计划写三部曲，但直写到腰椎积水、双膝积水，身体实在吃不消，最终凝练成一部《补天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部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与着重写南京的苦难与悲惨的文学作品不同，他要着力刻画南京人不甘屈辱，奋起抗争，坚韧不拔，舍身取义的不朽精神和民族气节。以下，是我们深入且别具意义的对话。

记者：先谈谈《补天裂》这个书名吧，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很醒目。

庞瑞垠：这部书的书名，我和丁帆沟通，商讨，一同起了很多个，《悲怆年代》《南京悲剧》《至暗星灿》，后来又想过干脆就叫《老门西》《远去的南京影像》《风萧萧》……都感觉不满意，后来我想能不能从古诗词中找找看，就翻到辛弃疾词《贺新郎》中的这句话，正好切合我要表达的主题。

辛弃疾创作这首词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春的鹅湖之会后。“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展现的是辛弃疾矢志恢复中原的坚定信念。而在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的时刻，这句诗也完全能表现出南京人，挺身而出奋起反抗日寇的英勇顽强的崇高品格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记者：书中写了南京各阶层民众的抗日图景，这和以往的南京抗日文学有很大不同。

庞瑞垠：我写这部书，开始只是想了却一个夙愿，将积累半个多世纪的素材结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叙写南京各个界别、阶层的民间抗日救亡，将这幅宏阔的远去历史重现在读者面前。后来有人提醒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此作正适逢其时。赓续宏扬民族气节，守牢爱国主义的底线，不仅对人的修为至关重要，也应是文字创作的永恒主题。我要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传达的正在于此。

《补天裂》这部书描绘的是南京各阶层各界别的全民抗日救亡图景。书中以舒晨与杜玫这对情侣的分合为主线，串联起数十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彼时的各个党派团体和形形式式的个体，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同一个：抗日救亡。因而在写作时，我摒弃以意识形态，党派立场划线，力求客观公正，反映历史的真实。书中的人物，像舒晨是共产党人，杜玫是党外人士，杜家豪是爱国资本家，欧阳无垢是大学教授，章曼卿是舞女，小桃红是妓女，锁生是村民，还有拉黄包车的，码头工人，收破烂的，全是底层人物。

像镇关东，乍看，他很粗鲁很讨厌，但最后他义无反顾地去火烧五台山日本神社而殉难，不愧为一位英雄。即便是像释空这样的僧人，他讲过一句话，“我出家，又没出国”，并以实际行动掩护了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领导，尽显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在爱国这件事上，高度统一。

记者：书中出现了彭雪枫、陆纲等历史真实人物，您在写作时借鉴或者化用了哪些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

庞瑞垠：这部小说素材的来源，基本上是三个方面，一是当事人、见证人的口述；一是历史档案；一是虚构。

女主角杜玫是我的一位亲戚（我叫他舅爷爷）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讲的一个人物。南京沦陷后，舅爷爷一直坚守在门西老宅，参与了救亡斗争，给我口述了很多亲身经历的故事，杜玫是其中之一，他说，“殷高巷那一带有个女孩子，进入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杜玫是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人物。

舒晨没有确切的人物原型。但是中央大学西迁后，还有一部分学生留了下来，在南京的临时中央大学内做地下工作，我早年为了写长篇小说《危城》《寒星》，采访了五六十位中央大学留下来的地下党员。像《寒星》主人公原型是后来我们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又是我们省政法委副书记的秦杰。当年他就是临时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在日本人统治下，开展了很多斗争。舒晨这个人物身上，综合了很多当年没有撤走的中央大学的一些地下党事迹，其中也包括秦杰的。

日本大使馆二秘西尾和夫加入了共产国际情报系统，他虽是个虚构人物，但也是有历史原型的，我是将其挪用了过来。

火烧五台山日本神社来自我查找的档案，只有百余字，我在此基础上演绎出“镇关东”这一节故事。

可以讲，南京民间全民抗日救亡，我如果不写，后人很难写出来，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没有亲身采访过那个时代的人。

记者：抗战文学是南京文学中很独特的一个品类，相较于以往的南京抗战文学，《补天裂》有哪些独特之处？

庞瑞垠：长期以来，南京抗战文学，大多着墨于南京的磨难、悲伤、痛苦和死亡，很少看到南京人的坚韧不屈，抗争新生。这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南京人没有任何反抗，这不是真实的。从我掌握的情况看，从城区到郊区，从学校到市井，抗战时期，南京人一直在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进行斗争。

这部《补天裂》关注的就是全民抗战，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人们奋起反抗、舍身取义，坚韧不屈，抗争新生。如果说这部书和其他南京抗战文学有何不同，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总的来说，这部书在题材上有所突破，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认知上的误区，展现了南京人奋起抗争的这一面，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记者：小说自开篇起，就大量呈现南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随着情节设置的需要，呈现了多处南京的著名景点、街巷、风土人情以至餐饮名点，有浓烈的“南京味儿”。

庞瑞垠：写出南京味儿，是我的追求。多年前，我写“秦淮世家”三部曲，关注的是南京门东地区，这部小说写的则是我熟悉的门西。

我出生在南京东郊汤山白鹤村，祖父、父亲、叔叔都在南京经过商，城里评事街、下江考棚有我家三代老亲，我姐姐嫁在门西荷花塘，后来迁居磨盘街。我从小数度进城，寄住在这几处地方。这一带一二十条街巷我逛过无数次，对门西熟得不能再熟。在书中，我复活了南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场景和历史语境，而非任意编造，这也增添了作品的“南京味儿”。

门西丝织业是明代以降至民国时代南京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在人物设置上，我将女主角的身份设置为门西纺织业大亨、民族资本家杜家豪的女儿。为写这部书，我下了很多功夫，到云锦研究所参观，阅读纺织方面的书籍，去门西重访旧地，目的就是一个：重现当年门西历史场景。

门东门西是南京最早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南京的根和魂。小说从门西开始，在结尾“人鬼情未了”这一章节，又以舒晨之口道出，他还想回到门西去。首尾呼应，再落回到门西。

另外，在创作时，我有意识地运用大量的南京方言，丰富了南京地域文学的表现力。

记者：这不是您第一次写抗战文学。事实上，您在文坛崛起，受到关注，是因为抗战文学《东平之死》。

庞瑞垠：丘东平是我国无产阶级军事文学第一人，他有一部小说《茅山下》非常有名，我们家离茅山就30多里路，我大学毕业以后搞社教就在茅山下。

之所以写丘东平，是因为我早年去盐城建湖探访丘东平之墓，发现他的墓碑断成两截，人们已不太了解他，甚至连他是哪里人都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感觉很难过，就想写一写他，把他在盐城“鲁艺”前后的这段历史写出来。

《东平之死》是我第一次写抗战文学，发表于《当代》杂志1984年第五期，卷首语把它作为重点作品进行推荐。

关于丘东平之死，是自杀还是被日军所杀，争论了四年之久。后来我再访盐城，采访了当年见证东平自杀的区委书记、区长和农会会长等人，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代》，争议渐渐平息。

可以说，《东平之死》成了我人生和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记者：《东平之死》是一个悲情故事，《补天裂》也是，男主角最终牺牲。似乎您很迷恋悲情浪漫主义。

庞瑞垠：悲情浪漫主义在我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在长篇小说《秦淮世家》三部曲和短篇小说《东平之死》中彰显得更为突出，亦可视为我作品的特色。而《补天裂》依然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作品通篇带有悲剧色彩，但并不让人失望，而是蕴含着一种力量，显现出主人公崇高的人性美。

舒晨、杜玫夫妇二人同在南京开展地下斗争，却是两条战线，按组织原则，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后来，时机到了，组织上安排两人见面，但见面前几个小时，舒晨被捕，未能如愿，酿成不可弥补的遗憾。这样的情节设置，是生活逻辑的必然发展，在理智上，我甚至责怪我的无情，但又不得不如此铺陈。

著名学者丁帆评论《补天裂》时写道：人物描写都带有悲怆的悲剧色彩，但即便是悲惨至暗，也有星灿，用人性的力量来照亮血色的暗夜，让坎坷曲折的路径沿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前行。

也就是说这人生迷茫、悲摧，甚至悲痛欲绝时也能窥见希望。人类历史的经历总是坎坷曲折的，有时还会倒退。但总体而言，前进是主流，希望在人间。

记者：您怎么看待现在的抗日神剧？

庞瑞垠：这些年来，反映地下斗争的影视、小说，动辄是枪战、格斗，这是舶来品，拾欧美同类题材之唾余。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只有早期“特科”时代（陈赓他们）配有手枪匕首，地下工作者是极少配备武器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上海采访解放前南京最后一任市委书记陈修良，做地下工作时，她与市委副书记刘丰、工运书记陈慎言、学运书记王明远、警运书记陈良等均不配手枪，只有负责情报的市委委员卢伯明配有手枪。谈及当下的影视、小说所写地下斗争枪战、格斗，陈修良老人愤慨地说：“胡编乱造，严重歪曲我党地下斗争历史，我们从事地下斗争，靠的是职业化和群众化，即有一个职业作掩护，在普通群众中生活与战斗。除非劫狱救人，组织必要的武装人员，但这种事，南京没发生过。”在这前后，我为写“故都三部曲”，先后采访了地下党市委所有领导同志和其他战线50多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参与过枪战或格斗。但这么多年，我国的谍战片和一些小说的“约定俗成”的枪战表现形式，已积重难返，令人遗憾之至。

这次写《补天裂》，曾有朋友建议我改写成谍战小说，但我坚持要写的就是社会小说，这部作品的出版，证明我这样写是成功的。

《补天裂》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弥补了抗战长篇小说脱离市井生活的空缺，愿《补天裂》能成为林林总总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一部独特的作品，打开历史的尘封，让它闯进更多读者的视野之中。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