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7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那天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到一包邮件。当年的馆长朱成山看见邮件信封上只写了收信人是纪念馆，而没有寄信人的名址。当朱馆长打开这包邮件时，一本旧书和十几页泛黄的手稿滑落下来。那是一本没有封面和封底的旧书，内容是蒋公榖先生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他亲身经历的日军屠城的那段历史。

随信寄来的竟然还有白崇禧、程潜、张自忠、朱绍良、李济深、朱家骅、陈布雷、蒋鼎文、贺耀祖、何成濬、林尉等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高官用毛笔书写的手稿，且每封都有签名和盖有私印，其内容都是这些高官们读该书后评价的随想、声明和评论。

一本3万多字的小书，何以能引起原国民政府如此多权贵的重视呢?作者蒋公榖只是一名军医，又有何能耐“请动”这么多名高官来为这本书题词作序呢？

一

蒋公榖，1892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户书香门第，其叔叔是后来被蒋介石尊称为“老师”的中国近代军事家蒋百里(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弃商从医，先后五次从军，五次在地方任职，但都与医疗救护、治病救人有关。他既参加过北伐军，也曾走向抗日最前线。既有在家乡办医院、在上海东南医院任教、在武汉市立医院当院长、平汉铁路卫生课课长等地方任职经验，也有在绥远鼠疫爆发后，担任疑似病院院长，勇敢地亲临鼠疫流行地救人生命的实践经验。高超的医疗技术，让他成为一名经常与国民政府要员接触的“国医”。

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公榖毅然出任上海红十字会医务科长，参与淞沪战场对伤员的救护。同年10月，他接到北伐时期的好友金诵盘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赴南京协助其筹备野战救护处。他接电后，义无反顾地奔赴首都。面对日军向南京城步步紧逼，原国民政府机关纷纷撤离南京，而金诵盘和蒋公榖奉命留守南京，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救助伤员而忙碌不止。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城后，旋即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金诵盘和蒋公榖两人避难于南京难民区内的原美国大使馆，蒋公榖以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亲身见闻。

1938年2月25日，金、蒋二人化装成小贩，以无锡难民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日军控制下的南京，将珍贵的日记带出“虎口”。1938年8月，蒋公榖自费在重庆印刷成书，赠送国民政府军政要员。

1943年初，蒋公榖先生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在重庆逝世，享年52岁。

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齐声强烈谴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如爱国将领张自忠写道：“这是血的记录，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这足以概括说明倭寇之残忍暴虐……”是谁苦心收藏保存了这批“手书”?为何在时隔60多年后，以一封平信的方式悄然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毫无疑问，这些“手书”一旦得以确认，将是屠城血证中的“重量级”史料。于是，朱馆长带领馆里的几位同事，开始了调查考证，试图找到神秘的捐赠者。

二

他们首先从邮局查起。他们去了位于鼓楼广场东南角的南京市邮政局，该局领导根据信封上邮戳的“16支”字样，断定该信是从下关挹江门邮电分局发出的。于是，他们又火速赶往位于挹江门外渡江纪念碑广场东北角的邮电分局，找到了当时分检该信件的工作人员。据她回忆，8月16日，从邮电分局门外的邮筒里取出了该信，由于信封上盖有“邮资总付”的戳子，便把它按常规做法投了出去，此外再无线索。

装邮件的是“时代超市南京店”宽大的白色信封，他们又来到了位于中央门附近的时代超市调查。超市人员说，该超市用这种信封给会员免费寄商品信息资料，而会员数量有一万多户，寄信人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根本找不到是哪一用户用了该超市信封寄如此重要的文献。鉴于信封上的字迹大小不一，笔画有抖动的迹象，信封上“纪念馆”的“舘”字是繁体字，据此，朱馆长初步推断，寄信者有可能是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会不会就是当年受委托负责编辑该书的人员?如果猜想成立，他应该有80多岁高龄。

从信封上无法寻找到捐赠者，朱馆长决定从11份“手书”考证上寻找突破口。于是，请来了一批专家为其作鉴定。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专家从墨迹陈旧的程度，和纸张大小不一，字迹各异，认定这批手稿为原件。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多年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管理学院院长孟国祥教授，则从“手稿”用纸上考证其真伪。他举例说，白崇禧的“手稿”是写在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用笺”上的，而从1938年12月起，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而朱绍良用“甘肃省政府用笺”，蒋鼎文用“陕西省政府用笺”，这些“用笺”与“手稿”主人公当时的职务是相吻合的，据此，孟国祥教授认为这是一批真迹。

为了考证这批“手稿”，他们除了在馆内查找《抗日战争大画册》《世界二战史大画册》等史料，还专程去了原“总统府”旧址，希望从近现代史陈列馆馆藏资料中，收集并核对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墨迹，得到该馆刘晓宁主任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又找到南京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科学研究所，请字迹鉴定专家进行字迹鉴定。

他们又找到了蒋公榖的一些亲友，都认为蒋公榖医术精湛，当时的身份相当于国医，与原国民政府要员有很多交往。当时，蒋公榖在重庆写完该书后，曾自费出版，并分送给国民政府许多军政要员传阅。他的这番“与原国民政府要员私交甚密”和“自费私家版”的话，解除了这么多“军政要员亲笔手书”和“该书没有书号和出版社”的两大疑团。

蒋公榖的侄儿台商蒋祖怡还捐赠给纪念馆“台湾省红十字总会致蒋公榖先生”的信封、委任状、汇款单及其两枚印章等10件有关蒋公榖的文物资料。他还带来了蒋公榖的女儿、上海市西中学原副校长蒋丽，似台商老师，她把保存数十年之久的蒋公榖亲笔作画和题词的一把旧纸扇子，借给纪念馆核对《陷京三月记》书上25处修改是否出自蒋公榖本人之手，体现了蒋家亲属对此事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支持。

书的来龙去脉搞清了，题字是真迹也确定了，但这份邮件到底是谁寄来的呢？至今仍是个谜。

这本书经由朱成山馆长点校，终于2006年9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了，题目仍为《陷京三月记》，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正式出版，也是首本简体中文版本。它既为广大读者增添了一本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图书，又是对蒋公榖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也是对这位无名捐赠者真诚的感恩。王德安

校对  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