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江北图书馆

1月24日下午，南京江北图书馆迎来了一场充满温度与思辨的文学对谈。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乔叶，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韩松刚与青年作家马玉炜，围绕“文学中的故乡与童年”这一主题，就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文化根源、生命思考等核心话题展开交流。

乔叶近日出版新书《太阳落在了哪座山》，这是一部写给儿童的散文集，讲述了作家乔叶在豫北度过的童年时光。该书是“我们小时候”系列丛书的最新作品。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也是该套丛书的作品之一，至今已印刷12版次，长销不衰。

尽管同为该系列作者，两位作家对童年体验的感知却折射出鲜明的代际差异。乔叶提到书中与一匹作为家庭伙伴的怀孕老马的情感联结，以及后来卖马带来的伤心。毕飞宇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细节背后的时代重量：“我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也写到马，但那是电影里英雄主义的马，与耕种无关。”在苏北，与耕种有关的是牛。而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所有制下，耕牛是公有生产资料，个人与牲畜建立“亲情”的情感模式几乎不可能存在，而乔叶笔下的马，是她家的私产，所以读到“卖马”这一情节时，一个“卖”字，让他感觉“轰然作响”，因为在他所处的童年年代，牛马都是公有的。“所以当我在文章里看到乔叶跟马建立起亲情的时候，在我心目中这个亲情是了不得的。”毕飞宇说，这里的差异，正是两代人成长背景的决定性区别。

另一个动人的例子来自“棉花”。乔叶分享了摘棉花的经历，而毕飞宇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则从用词角度指出时代区别：“乔叶写的是‘摘’棉花，而在我的童年，我们是‘拾’棉花。因为在那个年代，大人可以‘摘’，我们只能‘拾’。”一字之差，背后是生产资料归属与生活方式的不同。他认为，引导孩子注意这类用词差异，正是阅读中窥见历史与生活变迁的乐趣。

关于“故乡”，两位作家的体认也各有侧重。乔叶认为，“某种意义上甚至因为离开乡土，才拥有故乡”。距离让人看清、聚焦，使故乡的意义清晰凸显，“文学是精神的故乡”。她的写作始终与土地紧密嵌合，从早期的乡村散文到近年获奖的长篇小说《宝水》，故乡是其不断回溯和书写的源泉。

毕飞宇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坦言自己成年之前漂泊不定的独特经历，“几乎没有一块确切的、微小的具体地方让我永远牵挂”，并笑称羡慕乔叶这样有确凿故乡并能扎实“嵌入”生活的作家。对他而言，构成决定性影响的更多是“阅读”。“我不认为童年对一个作家有多重要，”他强调，“重要的是告别童年后，你回望并处理童年经验与情感的能力。”他指出，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是成人，因为他们能在历经世事之后，依然保有并艺术地呈现那份可贵的“稚气”与相信的勇气。

乔叶对此深有共鸣。她认为，童年经验能否成为文学资源，取决于个体后来的认知与提炼。写作让过往经历在“文学之光的照耀”下，不断转化为宝贵的精神与创作资源。

两位作家通过分享各自的生命片段与文学思考，不仅勾勒出不同代际的童年光谱，也展现了文学如何将个人记忆淬炼成可与无数读者共情的精神财富。正如乔叶新书所寓意的，当太阳落在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山”上，照亮的是经由文学重新发现与理解的、独一无二却又普遍相连的生命来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