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我10岁，爸爸曹聚仁离开我们去了香港，从此聚少离多，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的影响似乎不因空间距离而遥远，他那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也似生物基因，繁衍了我的生命，点化着我的人生轨迹。
左起：曹聚仁、曹雷、曹景行、邓珂云、曹景仲
“土老儿”
爸爸早年生活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却特立独行不愿入乡随俗。他讨厌西装革履，最爱穿一袭阴丹士林蓝布长衫，以致闹出笑话。抗战前，一次爸爸应邀去国际饭店参加一场文人聚会，虽看人无数却一贯以貌取人的饭店门卫，一看眼前这个穿着土里土气的小个子，立马鄙夷地把手一挥，示意爸爸拐到大楼侧面的边门去乘货梯。爸爸每每提及此等趣事，总让家人捧腹。爸爸在他的《我的自我解剖》一文中写道“……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人的生活。”所以有一个笔名他用得最久，晚年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也用，就叫“土老儿”，带点自嘲吧，他从来不避讳身上的乡土气。
1938年夏季，爸爸作为战地记者，随军从徐州战地到了武汉。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那时的武汉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爸爸因为在上海宝山的淞沪保卫战、四行仓库战等地的战地报道已在国内外新闻界有相当影响，还因为他当时是上海救国会的11位委员之一，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因时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赏识，爸爸被聘为中央通讯社的战地特派员。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爸爸的人生应与政治密切相关。但他之所以会有超脱的想法，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是学生时代的一段经历让他对政治感到“寒心”。在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曾谈到，他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同学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睦相处。但是到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他亲见国民党同学出卖共产党同学，这让他很震惊。后来到了老年，他反省并自嘲：（这政治圈）我虽然没有踩进去，但我始终是在这政治边缘转圈。他始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一直保持无党派的身份，但国共两党中都有他的朋友。就是这么一个特殊身份，以致他后来在促进国共合作、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做了一些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他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
1950年父亲到香港谋生后，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南来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这篇文字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爸爸自诩“中立”，在文中既肯定共产党治国成功，也发表了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这让香港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那时在香港的“左派”文人冯英子等在报上与爸爸论争了很久。而夏衍先生晚年在文章《怀曹聚仁》里写道：“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1953年初中毕业时，我给爸爸写信报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爸爸第一次单独给我回信：
……我本来打算等到你高中毕业了，便开始和你做朋友，推心置腹，敞开来什么事都有个商量。现在，我把这个打算提早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那些伦常关系，都是自然所决定的，没有选择的机会；朋友，才是我们经过了考虑所决定的。可以志同道合，十分知心。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民主宽松的，我们喜欢什么，他可以给你一些引导，他不专制，也不苛求。当然，那些社会恶习他绝对是让我们远离的。他从不抽烟酗酒，家中连一副扑克牌也没有，更没麻将什么的了。
魂随娇女遁
1956年夏天，爸爸开始因“公干”回到内地，有时一年好几趟。那时，只要爸爸一到北京，中央有关方面就会通知上海有关部门，接姆妈去北京与爸爸团聚。记得第一次姆妈是带着我的小弟弟曹景行一起去北京的。
1958年初，我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爸爸从香港到北京，住在北京新侨饭店，正值学校放寒假，家里就让我去北京与爸爸小聚。我是悄悄地走、悄悄地回。因为姆妈一直关照，爸爸到北京的事，不要打听、不要问，更不能随便对人说。所以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没有跟学院老师和领导谈过，也尽量不要引起邻居或学校同学的注意。可我的运气不好，一到北京就感冒了，发起高烧来，天天在新侨饭店里躺着，记得病中还有中南海的医生过来给我看过病。我暗自揣测，我这个普通女学生，居然惊动中南海的医生，都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吧。
没想到难得与父亲相聚的10天时间，我竟一大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爸爸特意去买了一大盆花放在桌上，让我调节心情。烧退了以后，爸爸带我去转了故宫、王府井这些名胜，还用他带来的相机拍了很多照片。爸爸回香港以后，洗印放大了照片寄给我，他在那张有盆花的照片背面题诗一首：
室暖碧桃红，严床谢北风。魂随娇女遁，花在镜稜中。默默看双陆，萧萧对转蓬。扬眉说奇景，项脊古轩东。
这次见面，让我感受到父亲心中的感慨和无奈。因为他离家去港时，我还是个仰着头看他的10岁小女孩，再见面，我已是与他齐肩的18岁大姑娘、大学生了。他一定心有遗憾，错过了陪伴女儿成长的天伦之乐。好在我这个女儿还是遂了他的意愿，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选择了演员职业，没辜负爸爸的期望。
1965年，我参加了电影《年青的一代》的拍摄，在剧中饰演出身在老干部家庭的女儿、高中生林岚。爸爸是在香港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看到我在银幕上对着饰演我父亲的老演员温锡莹“爸爸、爸爸”地声声呼唤，多年听不到女儿叫爸爸的他，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回去后，写了首诗寄给姆妈：
默然相对影中人，娇唤爹娘恍若真。总是林家有好女，下乡愿作新农民。
天人永隔
大概是1971年前后，爸爸在信里面说他的腰不好，常觉腰疼。我那时正好为了创作有关赤脚医生的剧本，住在川沙农村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家体验生活，就从她那儿找了各种土方、偏方给在香港的父亲治疗腰疼。其实，爸爸的腰疼是癌症骨转移，可他并不清楚真实病情，医生也不敢跟病人说。
不久，爸爸住进了香港的医院，当地媒体马上就作为新闻报道了。北京有关方面觉得局面难以把控，很不安全，决定让他转移到澳门，住进了澳门的镜湖医院治疗。当时是由住在香港的姑妈曹守三（爸爸的妹妹）陪着他。
1972年6月，爸爸病重了，有关方面通知了姆妈，并安排她第二天飞广州，转道澳门。姆妈一到澳门，直奔医院。爸爸看到姆妈“从天而降”，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他在病床上用块托板垫着，给我写了封信，歪歪扭扭地写着：“织女从天外飞来，卧床牛郎不禁哭笑交并。”姆妈原名邓织云，所以他称姆妈为“织女”，再说他俩的一辈子总是分多聚少，真是人世间的牛郎织女啊！
约一个月后，上海有关方面突然通知我和小弟景行马上赶去澳门。第二天上午过拱北关口后，来接我们的人佩戴黑纱：父亲已经过世了！
曹雷 口述 林丽成 撰稿
（本文口述者曹雷为著名报人、爱国人士曹聚仁之女，话剧表演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译制导演）
《曹雷口述历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