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在特派行动部的那些年

2006年，报社组建特派行动部，负责现场报道全国乃至全球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热点新闻。连同主任在内，部门一共三个成员，24岁的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其后几年里，我的“行动”轨迹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省份，更有几次境外、国外的出差让同事们羡慕不已。酒泉“神舟”飞天、西昌“嫦娥”奔月，北京奥运、新加坡青奥会，汶川、雅安、日本地震，上海大火、温州动车相撞……这个名单要列下去会很长很长。而在所有这些“战役”当中，最难忘的还是我接到的第一个特派任务。

记得那时部门刚成立两三天，陕西农民邱兴华用铁锤杀害了一个道观中的10人，经多日围捕终被抓获。当时国内大部分同行都涌向了邱兴华被关押的汉阴，而我则选择了他的老家作为首个采访点，随后又接连赶赴他妻子的老家、夫妻二人的居住地、凶案发生地。这些村镇都在秦岭深处，交通极不方便，我需要每天一早开始赶车，经过中巴、摩托、船以及山路徒步之后抵达目的地，采访之后入住最近的旅社，然后找一个网吧写稿。大约一周时间，我以每天半个版或一个版的频次，完成了整组连续报道，名为《邱兴华：从人到魔》。

寥寥数语很难说尽那一周的颠沛和艰辛，但每日成稿时的一气呵成和报道后的反响，证明了一切都值得。最后一天，我来到汉阴，和之前大多数同行一样，也没能采访到邱兴华，只是通过监控看了他一眼，然后用一篇记者手记为这次秦岭之行，也为职业生涯首次“特派行动”画上了句号。

快20年过去了，当初的“三人小组”早已在不同的岗位，但我们仍经常相聚、亲如家人。在“永远的特派行动部”微信群里，我们还时而想起当年那句话——有新行动了，准备出发！（张磊）

永远在现场，永远在发稿

每次出门采访，我都会背起那个熟悉的黑色书包。里面装着两台电脑、一台相机、三台手机，还有小蜜蜂、自拍杆和两个2万毫安的充电宝。这就像一个小型移动编辑部，让我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现场，生产出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不同形态的新闻产品。书包总是塞得鼓鼓囊囊，肩膀也常被勒得生疼，但心里却格外踏实。因为它意味着，我随时可以出发，奔赴下一个现场。

今年1月17日下午，65岁的乌云其木格从内蒙古来到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她要替去世30年的丈夫、“国家的孩子”呼和，回宜兴认亲。我背着那个熟悉的黑色书包，跟着志愿者赶到机场。从见面那一刻起，我的工作就开始了：左手举着手机记录她颤抖的双手和湿润的眼眶，右手已在另一台手机上敲下短视频的初步文案，而口袋里的第三台手机，则全程录音，为后续的深度报道留存每一个细节。

视频一拍完，我立刻传给后方的编辑张笑疾老师。文字稿则是见缝插针，写一段、发一段。那天，我们通过扬子晚报新媒体平台接连发出5条短视频，将这份跨越千里的团圆第一时间传递给万千网友。18日团圆现场，我们又推出4条短视频，尤其是她拿着亡夫的照片环顾家乡的画面，让百万网友为之动容。

然而温情的余韵尚未沉淀，新的任务已接踵而至。我立刻从宜兴赶回南京，直奔机场，飞赴湖南邵东。原来此前通过扬子晚报求助的河北寻亲女孩佳佳已确认找到家人，定于1月19日与亲人团聚。飞机上，我才终于打开电脑，将上午宜兴寻亲的深度稿件收尾完稿。

晚上11点抵达邵东，我直奔佳佳所在的酒店，发现这儿早已住满媒体同行。来不及另寻住处，我直接上楼采访，持续到凌晨1点半结束。但我还不能睡，还要打开电脑，整理采访的文字和视频，拆条、标注、传送给张笑疾老师。等一切忙完，已是凌晨3点。

仅仅4个小时后，我又背起书包，出现在佳佳所在的酒店大厅。而这时，张笑疾老师早已将我半夜传回的素材制作成视频，并已发布。我在前方采访，他在后方编辑，我们相隔千里，却通过一个个文件、一条条信息，共同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新闻报道。

永远在现场，永远在发稿。我曾暗访马路劳务市场，体验外卖员、建筑工、搬运工的生活；也曾跟随“国家的孩子”们，走过他们颠沛半生的寻亲路。我的采访足迹遍布全国9省（市）27城，行程超32500公里，报道了135位寻亲者，还帮助6人寻亲成功。

4年间，我用坏了5个背包。背包越来越重，脚步却越来越稳。因为我知道，里面装的不仅是设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时刻提醒我：新闻不仅是记录，更是介入；记者不仅是旁观者，也可以是桥梁，是助力。 （闫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