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仁娜·察哈图姬，你可能不认识她，但一定听过她的歌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乌仁娜的歌声就通过电视广告走进千家万户。2003年，随着乌仁娜在国际声名鹊起，索尼DV广告中也出现了她的代表作《Hodoo》。

乌仁娜被誉为“来自草原的灵魂歌者”，歌声里流淌着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生命律动；她的演出足迹超90个国家，她将整个草原的宽广和人们对草原的向往传达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观众在她的歌声中好像去过无数次草原。

解飞 摄

她的人生故事更是传奇，是文艺创作都难以想象的剧本——未受过正统的音乐学院声乐训练，却从辽阔牧场的马背，去到了上海滩的高楼大厦，再到纵横欧洲的舞台，她带着她的音乐跨越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融入了世界音乐的洪流。

7月中旬，《声之灵》乌仁娜2025音乐会登陆南京保利大剧院。演出间隙，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对这位传奇歌者进行了专访，聆听她关于音乐、故乡与生命辽阔性的独特哲思。

实习生 江雪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创作时总会想起草原上的日子”

Q：这是您第一次来南京吗？

乌仁娜：是第一次来南京演出，这次南京保利大剧院的音响调得特别好，我唱得也很舒服。南京观众很年轻很热情又很专注。

Q：看来您的音乐跨越了代际。这次巡演有没有做一些特别设计？

乌仁娜：这次巡演主题是“声之灵”，是我的纯人声新专辑。

Q：乐迷们统计过，您统共也就出了八九张专辑，相当“低产”。

乌仁娜：啊？那你们想听更多吗？我不确定呢。我认为，很多事情都要顺其自然，尤其是音乐创作。我不能给自己定一个“每年必须出一张专辑”的目标，这样会束缚住我对音乐的感觉，会影响那种本真的流动。我这些专辑都是慢慢积累、断断续续完成的，很少一气呵成。

老虎上树_白川 摄

Q：虽然您这么说，但乐迷们肯定期待新作。这张《声之灵》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乌仁娜：它的根，深扎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在鄂尔多斯草原的日子，我们草原孩子都要骑马放牧，在马背上的漫长时光，除了唱歌，好像也没别的事可做。唱歌是一种本能，也是与天地对话的方式。

这种最原始、最纯粹的发声状态也有很多效用。巡演时常有父母告诉我，孩子哭闹或不肯睡觉时只要播放我的音乐，小家伙很快就安静下来。

我还收到一些听众邮件，他们说：“乌仁娜，你肯定不认识我，但我是听着你的音乐长大的，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就经常给我放你的歌。”

老虎上树_白川 摄

Q：这些反馈太温暖了。所以《声之灵》某种程度上也是您将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特意集结，献给当下忙碌都市人的一份礼物？

乌仁娜：可以这么说吧。在这个快节奏社会里，大家内心深处其实很需要一些安静的时空，需要能让人沉静下来、回归内心的声音。我希望《声之灵》能提供这样一个“声之境”。

Q：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拥有特别的音乐天赋的呢？

乌仁娜：唱歌对我们草原上的人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姥姥的歌声极其动人，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就是姥姥的后背，她背着我去草原找羊群，一边找一边唱。

我们蒙古人习惯背孩子，我趴在姥姥背上时的视角和她几乎是一致的——我能看到从草丛里窜出来的野兔以及其他小动物，还有成百上千种的花草……一个同样广阔的世界。现在很多人习惯把孩子抱在胸前，孩子只能看到大人的脸和表情，接收到的信息就很有限。

而且姥姥唱歌时胸腔与后背的震动，也能最直接最清晰地传递给我，这带给我安全感。

Q：您现在远离草原，生活在欧洲，怀念过去的草原生活吗？

乌仁娜：很怀念。以前我每年至少会回草原四五次。我现在主要住在意大利，虽然不是草原，但也是在很亲近大自然的环境里。有时候朋友来看我，我在家给他们发定位，他们都找不到，因为周围都是森林。

Q：您提到很多孩子听着您的专辑长大。当您在创作、制作这些专辑时，会不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草原上歌唱的情景？

乌仁娜：会，这种连接非常自然。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广袤的大自然，也深深感激给我唱歌天赋的父母。我的很多曲子是在某个瞬间、某个情境下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精确形容，但它就是那么辽阔，那么丰富。

在我的每一场演出中都会特意安排一个环节——与在场观众一起即兴创作。这就像是我送给那一晚、那一个特定时空里观众的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在诸多奇迹中，我从草原走向世界”

Q：您描述的画面太生动了。回到最初的起点，当年获得去上海学习音乐的机会，是不是非常难得？

乌仁娜：那绝对是我人生里的第一个奇迹。虽然我从小就爱唱歌，但也就是在乡亲们的婚礼、聚会时唱唱。上中学时爸爸带回来一个小扬琴，我就用它弹奏我们的民歌，自己摸索着玩。

后来认识了一位艺校老师，我帮她家看孩子，她则给我上音乐课。她的丈夫是上海人，一段时间后他们一家搬回上海。没想到，两个月后我收到他们发来的电报，老师让我去上海！她家孩子回到上海后一直哭闹，吵着要找“小娜姐”。加上老师认为我在音乐上确实有点天分，就让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扬琴系。

Roberto Moretti  摄

Q： 现在回头看当初这个决定，是不是很想为勇敢的自己点赞？

乌仁娜：是啊。那时我才十八九岁，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上海音乐学院对我来说，更像是天边另一颗星星那么遥远。家里人都不放心，不同意我去，但我想，既然上天给了机会，无论如何都要去试试。

我一个人去上海，一下火车就吓坏了。天呐，太多人了，楼那么高那么密，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那种冲击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Q：您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经历，与传统的学院派路径不太一样。“非科班”的背景是不是反而成了您音乐中独特魅力的来源，一种优势？

乌仁娜：对，所以我才更好地保留了音乐最本真、最原始的那部分。

Q：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您就直接去了欧洲发展吗？

乌仁娜：先到内蒙古歌舞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出国的契机，是我和几位德国音乐家组建了“高山流水”乐队，去欧洲巡演。

那之后，我的生活轨迹就变成了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城市之间流转，不停地换地方生活和工作。

Q：初到欧洲的音乐之旅顺利吗？

乌仁娜：起步当然不容易，但每一步都有意义。在柏林时，我拿着自己的音乐小样磁带，复印了很多介绍资料，骑自行车穿梭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去不同的音乐厅、Live House毛遂自荐，寻找演出的机会。就这样一点一点开始。

我的第一场正式演出在一个教堂里，坐满的观众给了我很大信心。然后一场接一场的演出邀请就来了。

Q：最近几年，有不少来自草原的音乐人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比如在音乐综艺节目中大放异彩的“安达组合”。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乌仁娜：我和安达组合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主要在北美演出。很高兴看到像安达组合这样优秀的团体走出来，我们56个民族拥有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音乐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和喜爱，世界也需要更多这样新鲜的面孔和声音。

Q：那如果有机会，比如有综艺节目向您发出邀请，您会考虑参加吗？会排斥这种形式吗？

乌仁娜：我不排斥任何可能性，关键要看具体的条件和环境。如果节目能给予我足够的音乐自由度和表达空间，我觉得可以去看看，尝试一下。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Q：您不仅在音乐领域深耕，也与电影艺术有交集。您还深度参与了电影《脐带》的音乐创作？

乌仁娜：是一次奇妙的际遇。这部电影的导演乔思雪在法国留学期间就一直听我的音乐，这些音乐陪伴了她，也激发了她创作《脐带》这个故事。后来有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气质和情感，为电影选了5首我的原创音乐作插曲。

Q：更早之前，您就出演了电影《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乌仁娜：这个缘分就更奇妙了。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德国慕尼黑逛街，偶然走进一家卖蒙古羊绒衫的小店。店主认出了我，跟我说他有个做电影的朋友一直想认识我，电影《哭泣的骆驼》就是她拍的。巧的是，我正好看过这部电影。

于是我和导演就认识了，后来我搬去埃及，导演又专程跑到埃及来找我。我们聊了很久很久，我说从音乐的角度，我特别欣赏马，它们聪明有灵性，我喜欢创作和马有关的歌曲。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蒙古族一首非常古老、流传甚广的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深入交谈后我们最终决定以这首古老的叙事诗为载体，创作一部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电影。

Q：真是不可思议！你的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乌仁娜：是啊，所以我总是心怀感激，感激所有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

Q：您自由穿梭在中国文化、欧洲文化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文化之间，这种自如感是如何做到的？似乎没有任何文化隔阂能阻碍您？

乌仁娜：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心底里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我的牧场吧——无边无际和辽阔，是我对这个世界最深刻的感受。音乐就是我在这个辽阔“牧场”里的语言和足迹。

Q：很多有民族背景的艺术家会致力于为家乡、为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做一些具体工作，比如系统地搜集、整理民歌。您未来会有类似的计划或打算吗？

乌仁娜：其实这项工作，我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做了。如今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音乐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做得很棒。正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努力，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宽广。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校对 盛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