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年届七旬的苏智良教授正式告别三尺讲坛。“退休不是终点。我还会继续做研究。”苏智良说，去年底，他刚拿到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二战时期中国难民安全区研究”，学校已返聘他继续工作。

从插队知青到历史学者，这四十多年间，他研究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到最终成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靠着“行走的历史学”这一理念，他在史学研究领域夯下一个又一个深具影响的个人印迹。

从知青到历史学者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在7月5日的荣休研究会上，苏智良的这个身份被与会者多次提及。但苏智良告诉记者，“进入这一领域完全是机缘巧合。”

一切都要从1978年说起。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此时，身为上海人的苏智良已在江西婺源农村插队五年。“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找不到书读。除了有限的几本政治读物，手边翻来覆去的就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这两本杂志。”但高考恢复后，家人从老家上海给他寄去复习资料，“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油灯下复习”。

历史94分，政治92分。成绩出来前，苏智良开始填报志愿。那个年代录取率极低，60人只取一个，为了确保有学可上，他第一志愿填报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第三志愿为北京大学。“志愿填得太高，可能就不知道被调剂到哪里去了”。

苏智良插队时期的照片

苏智良最终被第一志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何会选择历史系？“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一代人，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长大，亲历了太多看不懂的事情。为什么会导致这些事情发生？我特别渴望能找到原因，所以想去探寻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也希望能从历史的纵深中读懂中国的过去与未来。”苏智良说。

1982年，苏智良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入职上海师范大学。在上师大的前几年，苏智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城市史、帮会史和毒品史，如果不是1991年在东京的那场偶遇，他可能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苏智良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在一场学术会议的间隙，一位日本教授看了他的名片后随口问了句：“听说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吗？”苏智良愣住了。“我当时有一点震惊。研究上海历史多年，我对这件事竟一无所知。可以说，这刺激到了我。回到上海后，我决定把它调查清楚。”苏智良回忆。

苏智良起初以为这只是个小题目，上海大概也就四到六家“慰安所”，几个月这项调查就能收工。没想到一脚踩进去，就是三十多年。

行走的历史学

“但调查清楚又谈何容易？战争结束时，日军销毁了大量档案，国内的档案馆又不对外开放，仅靠书面材料根本走不通。我们怎么办？只能去做田野调查，找知情者，找见证人，找受害者。”苏智良说，除此之外，别无坦途。

1993年，他在一本日本老兵麻生彻男的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中，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两排日式木屋，中间一条碎石子路，一个日本兵在女人陪同下正要走进其中一间。图片说明写着“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他把书带回国，骑着自行车满城寻找照片上的地点。第一次坐出租车去找，花了不少钱，问了半天没人知道；第二次换成自行车，从位于上海西南的家骑到上海东北角的翔殷路附近，一趟将近两个小时。一位名叫史留留的老人看到照片，立刻认了出来，日本兵当年抓过他一起盖那些房子。

就这样，第一家“慰安所”遗址找到了。随后是第二家、第三家……“当时我以为上海只有4到6家‘慰安所’，调查很快就能结束。但接触到很多日方资料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苏智良说，1995年，他有很多公务开会的机会，地点大多在中国东部和中部，都是日军曾侵占过的地方。他开始有意识地调查当地的“慰安所”情况。30多年间，他跑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南到海南的黎族村寨，北到黑龙江的东宁要塞，利用寒暑假带着团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最多的一年，他出差24次，平均半个月出去一趟。

调查的版图也包括南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智良与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共同展开了南京“慰安所”遗址的一系列调查。

在他的调查下，仅上海一地就有“慰安所”180多家，远超他当初的想象。全国范围内，更是难以统计。

因为调查“慰安所”，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苏智良也开始了“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挖掘自己民族女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但这件事必须有人做，不仅是为了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为了守护那些受害者的尊严和名誉。”苏智良说。到2026年7月，苏智良的团队先后寻访到约358位幸存者，而在世的仅剩6人。“也许再过五年，这个数字就是零了。”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1999年，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0年起，团队开始对寻访到的幸存者进行定期生活援助，从最初每人每月100元，逐步增加到每年3万元。苏智良自己也不知道垫了多少，援助支出累计超过千万元，缺口都由他和夫人陈丽菲填补。

2003年，苏智良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他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向朝鲜和日本方面发出邀请，组织了一次中国、朝鲜、日本三国联合调查团。调查的核心，是邀请当年在利济巷受害的幸存者朴永心老人重返南京。

2003年11月20日下午，82岁的朴永心坐着轮椅被缓缓推进利济巷。她指认了利济巷2号就是当年受害的地方。苏智良告诉记者，这是战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国际社会在“慰安妇”问题上一次成功的合作。

2015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这是中国大陆首座经“慰安妇”幸存者亲自指认的、亚洲最大的以“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念馆。2016年4月18日，苏智良被聘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

2007年10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陈丽菲到如皋探望幸存者周粉英老人

从学术研究到公共发声

苏智良从来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他的研究最终总要走向公共领域。这么多年来，他驳斥日本右翼的歪曲，推动历史记忆的保护，借助大众媒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2000年12月，一场名为“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民间审判在东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等国的五百多人参加，64位幸存者到场作证，这是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活动。苏智良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不惧日本右翼阻扰，“法庭”连续审判三天，全球三百家媒体跟踪报道。

2012年，“80后”导演郭柯找到苏智良，想拍一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苏智良起初不太抱希望。此前也有不少艺术家来找过他，大多不了了之。他建议郭柯先去广西荔浦拍韦绍兰，这位老人在战争期间被强征为“慰安妇”，返乡后生下了不知生父的混血儿子，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力量。郭柯真的去了，发回一张二十多人在韦绍兰老屋前的合影。苏智良看到照片，觉得“这个小伙子很认真”，决定全力支持。

他担任影片历史顾问，提供研究资料和幸存者联系方式。影片完成准备上院线时，还缺100万资金。苏智良以陈列馆名义在网上发起众筹，凑齐了这笔钱。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公映，记录当时所拍摄的22位幸存者。

去年，苏智良和陈丽菲合著的《日军“慰安妇”全史》出版，四卷本216万字，是迄今为止该领域最全面的著作。“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是接下来，我有几个博士，他们的研究做得不错，所以我希望这一块能够来协助推动他们来出版。”而至于他自己，今后几年，还有几部韩文版、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慰安妇”问题研究著作出版。“中国学者的研究，要推出去让世界看到”。

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继续推动“慰安妇”档案申遗工作。苏智良说，2016年，中国联合韩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曾将“慰安妇”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但因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扰，这项申报至今仍处于拉锯状态。

虽然办了荣休仪式，但如苏智良所说，退休不是终点。“我就是个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永远不会真正退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