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素人作家？8月4日，在泰州举行的“全省新大众文艺文学研修班”活动间隙，作家蔡崇达微笑着自问自答，“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素人作家出身，甚至苏东坡也是素人作家”。

事实上，在此次文学研修班的开班仪式上，五名获聘“大众创享·文学结对”项目导师乔叶、王十月、蔡崇达、庞余亮，还有因在韩国讲学而缺席的黄灯，都是从素人写作中走出来的，用当下的话来说，他们都曾是新大众文艺文学创作中的一员。而现在，他们有的获得茅盾文学奖，有的获得鲁迅文学奖，还有的，作品全球销量六百万册。

学员席上，46名草根写作者分别由地市作协、行业协会和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等单位推荐产生。他们中，有农民，有公司职员，有小微企业经营者，还有自由撰稿人。

他们像是坐在文学这条河流的两岸，一边正在试图泅渡，一边已然上岸。

在《在写作中成长》的讲座上，乔叶述说自己的经历，她说自己的起点是“野生”的。师范毕业，村小教书，二十出头开始写作时，连“散文和小说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在出了七本书之后，她才开始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小说”这回事。而靠着对文字的热爱，她一路写到摘得茅盾文学奖。

“我就是新大众文艺的早期实践者。”作为导师代表，王十月在发言时坦言，16岁初中毕业，做过农民、流水线工人，几十年做了25份工作。在“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诞生前，他已经在用最素朴的方式实践它，从流水线的轰鸣声中捕捉素材，把每一次迁徙都转化为写作养料。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国家订单》的背后是他那些年在广东工厂累积的生命经验。

蔡崇达高三时才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外国名著，大学毕业后做媒体、当主编，30岁出头在十分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出版《皮囊》，全球销量突破600万册，被翻译到23个国家和地区。

庞余亮和乔叶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两人的起点惊人相似，庞余亮也做过乡村教师，当年在村小宿舍里就着一盏昏灯写作，他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获得鲁迅文学奖。黄灯是五位导师中唯一没到场的，她的缺席并未减弱她的人生故事的分量。《我的二本学生》让很多读者记住了她，作品入选亚洲周刊十大好书，她本人入选《环球人物》年度面孔。

乔叶、蔡崇达、王十月、黄灯、庞余亮，在文学爱好者眼中，这五个名字如今都闪闪发光。然而，倒退回二三十年前，他们与此次参加文学研修班上的个体户、农民、公司职员学员并没有本质不同，都是在写作上奋进的“文学爱好者”。如果非要说区别，可能在于时间，他们更早出发，更久坚持。

他们从素人写作出发，走到了成为名作家，成为站在文学研修班上导师的这一刻。

乔叶在教书之余写作散文时，茅盾文学奖是遥不可及的星辰；王十月在流水线上做工时，鲁迅文学奖只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蔡崇达在海边小镇翻着有限的读本时，六百万人争读他的著作是他当时难以想象的图景。

但他们的经历也证明，想泅渡文学这条河，并没有什么捷径。在讲座中，乔叶提到作家李佩甫的一句话让她受益至今，“认识照亮生活”。“什么是深入生活？”乔叶问，它是对生活的持续观察、持续思考。乔叶写奶奶的故事时，为了了解织布工艺问了好多人，为了弄清裹脚的历史访问了许多老太太；王十月做过的25份工作，每一份都变成了他对世界的理解碎片，最后在《国家订单》里拼合成一个整体。而蔡崇达对故乡的反复回望，庞余亮对乡村生活的持久凝视，黄灯对二本学生群体的深情记录，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用认识照亮生活。但是，每个普通人都拥有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认识”它，把它从混沌的经验中转化为清晰的表达。

诚如蔡崇达说，当下整个时代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在大众一线其实埋藏着更真切也更细腻的感受和体验。“我觉得现在的文学是应该长在新的田间，新的工厂，新的真实的生活里，所以我相信这地方会长出很有意思的，甚至代表未来的文学”。王十月也在发言中强调，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形式，新的媒介，新的社交方式，为我们的生活与写作带来了无限新的可能，“我们每个人，无论职业、身份、学历、年龄，都可以拿起笔写自己的生活”。

5位导师，46位学员，他们坐在同一个空间之下。他们之间隔着的是几十年光阴。他们或还是素人，或早已从素人出发，经过漫长的、孤独的、不为人知的艰辛之后才抵达当下。从素人走来的人，最不会忘记素人如何走来。五位导师用各自的人生回答了同一个命题：谁不是从素人写作中过来的？而对台下的46名学员来说，这五位导师的文学写作经历，本身就是对他们写作的鼓励。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