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认的说法，“九州”作为中国古代的地理称谓，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中主要写：大禹治水成功后根据山川走势、河流分布和风土人情，将华夏大地划分为九个区域，其中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所以这九个州也被称为“禹贡九州”。 

　　传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大禹，所以后世将书中所述的事迹归于“大禹划定九州”，这件事也作为民间传说甚至是历史事件见于各类历史文献，并流传至今。有部分古代著作就肯定了这种说法，比如《左传·襄公四年》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山海经·海内经》称禹“布土以定九州”。

　　那么，认定“九州”是否为大禹所划而生，关键就在于确认《禹贡》这本书是否如传统所认为的是大禹所写。

　　“大禹划定九州”其实疑点很多。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就做过专门研究。他通过分析《禹贡》中的地名，发现了这些地名的命名与使用均应是战国时期，说明《禹贡》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战国。

　　​​顾颉刚抓住了这么几条关键证据：第一，《禹贡》中有“内方”与“外方”两座山名​​，而两山名首见于《左传·宣公四年》（前605年），为春秋中期楚国地名，《禹贡》将其作为荆州与豫州的界山，但此名未见于西周文献，证明《禹贡》不可能早于春秋。第二，《禹贡》称“淮海惟扬州”，扬州实指越国核心区（今江浙），而越国势力扩展至淮河流域是在灭吴（前473年）之后，此前该地属吴，那么有这个地理概念的只可能是战国人。第三，《禹贡·徐州》载“浮于淮、泗，达于菏”，将菏水视为自然河道，实则菏水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于前482年为北上争霸开凿，连通泗水与济水，若《禹贡》为夏商西周人所作，不可能有这条河的记录，只有战国时人会因年代久远，误认其为古河道。

　　​​顾颉刚找到的证据还有很多，比如梁州对应巴蜀地区不符合中原政权控制巴蜀的历史时间，其中记录梁州的金属冶炼技术远超夏商西周水平，九州划分与战国疆域吻合等等。​​顾颉刚的结论是，《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文献之一，但《禹贡》文本的系统性、技术细节及政治理想，仍指向战国学者对传说的整合重构。所以，《禹贡》应成书于战国时期，托名大禹治水后划分疆域、制定贡赋之制，实为战国先民对天下地理、政治、经济的系统总结。

　　依据​​顾颉刚的考据，“九州”之说，只能说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从历史实际来看，“九州制”也确实从未在哪个王朝真正实行过。

　　“九州”中的很多州名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成为城市辖区名，就不得不提到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十三刺史部，虽然比“九州”多出了4个州名，但直到这里，徐州、扬州等“州”才成为实际的监察单位，“州”长官有监察地方的权力，但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后来到东汉末期，为了镇压黄巾军起义，又把“州”升格成了行政辖区单位，这时，“州”长官才有了地方行政管辖权。 

　　虽然，历史上的“九州”是作为一种地理概念存在，但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行程中，却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中国的代称和文化符号。陆放翁名句“但悲不见九州同”，更将“九州”推到了象征中华民族统一的地位之上。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