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不是义务嘛，怎么成了见义勇为？据媒体报道，去年初，山东淄博一名网约车司机苗师傅在运营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乘客小殷情绪异常，耐心沟通后，了解到她是从外地前来见网友，其间遭对方胁迫并被多次性侵。苗师傅安抚她的情绪，主动护送她回家，向她父母说明了情况，还和她父亲一起报警，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协助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推动案件侦破。2025年12月，苗师傅获评见义勇为。实际上，网约车司机苗师傅的行为，既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强制报告制度”的生动践行，也是法律底线之上道德自觉的鲜活彰显，为全社会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示范样本。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明确划定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报告义务，这一“强制”要求不是选择题，而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苗师傅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从业者，属于法律规定的义务主体，他在发现未成年乘客小殷遭遇性侵的疑似侵害情形后，没有选择漠视或推诿，而是主动协同家长报警，完全符合强制报告制度的主体、情形与程序要求，履行了法律赋予的刚性责任。法律之所以将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纳入义务主体，是因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具备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天然条件，是发现侵害线索、阻断伤害蔓延的重要“前哨”，而未履行该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这充分彰显了制度的刚性约束。

更值得肯定的是，苗师傅的行动并未止步于法定底线。在小殷因恐惧不敢报警的特殊情境下，他主动安抚情绪、护送回家、协助父母沟通、配合调查取证，这些超出法定义务的积极举措，让法律保护从“被动报告”升级为“主动守护”。相关部门认定其行为构成见义勇为，精准诠释了“法定义务与见义勇为并不冲突”的法治逻辑——履行报告义务是底线要求，而额外的救助与协助行为，正是见义勇为所倡导的责任担当，这种双重认定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释放了正向激励的温度。

未成年人保护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责任，而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当每一位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从业者都坚守报告底线，每一个公民都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多一份担当，法律的刚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支撑便会形成强大合力，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无死角的安全屏障。

评论员 张冰晶

校对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