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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神侃”聊斋,徐则臣“故事”域外——《聊斋志异》:经典的N种打开方式

来源: 紫牛新闻

2025-11-10 14:06:00

刚刚度过91岁生日的王蒙出版新书《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茅奖作家徐则臣最新出版的《域外故事集》也和“聊斋”有着不解的渊源;此外,新版《聊斋》电视剧刚刚杀青,音乐剧《聊斋》也在创排中。

问世300年的《聊斋志异》(下简称聊斋),魅力至今不减,持续激发着当代创作者的多元解读与艺术演绎。

王蒙撰写这部《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但萌生写作念头,却是在30年前。当时他自认阅历不够,没有轻易下笔。直到三年前,他细读《聊斋志异》,又参考了著名《聊斋》研究专家马瑞芳的著作,才终于觉得是写它的时候了。

在这部新著中,王蒙聚焦于《聊斋》独特的“文学逻辑”。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表示,我们熟悉的文学逻辑,或基于情感,或基于语言,而《聊斋》的逻辑则另辟蹊径,它有情节却不依赖悬疑推理,怎么写都合理,怎么读都得接受。这种逻辑在世界文学中都极为罕见。王蒙认为,《聊斋》代表了文学想象力的极致。其创造性、陌生性与内在逻辑,都达到了某种“边界”。

为深入理解蒲松龄的内心世界,了解《聊斋》故事的发生地,在写作期间,王蒙多次探访蒲松龄的故乡,亲身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站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好像能更懂他写故事时的心情。”在王蒙看来,蒲松龄写的不是奇闻异事,更是人心与生活。

《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是一部文学评论集,他从原著中精选《考城隍》《王成》《聂小倩》等50余篇经典,逐一点评,挖掘300多年前的故事文本的当代意义,叩击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心穿越千古,故此,在这部书里,可能看到情爱欲望与世态人情,甚至可以读出职场竞争等现代议题。王蒙表示,蒲松龄所建构的文学世界自成体系,为后人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在评论家看来,王蒙的这种解读“拓展了《聊斋》的文学边界”。

在新书发布会上,茅奖作家徐则臣也受邀到场。他对《聊斋》的关注也持续多年。

如果说王蒙通过多维解读,将《聊斋》与当代人心相连,为传统资源的现代活化提供了经典范例,那么,徐则臣在今年面世的新书《域外故事集》中,成功借鉴“聊斋”手法,实现了传统资源的另一种现代活化。

徐则臣曾坦言,过去他并不喜欢《聊斋》,认为它不过是传统的善恶两分法的通俗故事。而在几年前,他发觉《聊斋》没有这么简单,对《聊斋》作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集大成的那种艺术能量,有了新的认识。

回忆《域外故事集》的写作经历,徐则臣说,这几年,他一直在系统地研读包括《聊斋》在内的古典著作,试图从中得到文化滋养,寻找叙事资源。而在系统地阅读古典文学后,想尝试对传统文学的叙事资源做一些现代转化。正好那几年他想处理一些海外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尝试将传统文学的叙事资源与海外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考虑呢?用“最中国”的方法去解决“最世界”的题材,于是就有了这部小说集。

《域外故事集》集中展现美国、智利、白俄罗斯、德国、乌拉圭等世界各地人情风土与奇谭故事。徐则臣将《聊斋志异》的古典志怪传统嫁接到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场景中,以魔幻现实笔法将孤独、身份、乡愁与追求的主题融汇在一起,探讨不同文明的碰撞摩擦与交流对话。最为浅显的一个借鉴是,徐则臣“希望将《聊斋》里那种穿越的、人鬼之间的、阴阳两界可以迅速弥合的写作手法,应用于现代语境下不同文化、不同人种的碰撞与融合中”。

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则臣曾表示,他特别喜欢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他在小说里能自如打通阴阳两界,叙事毫无壁垒,像崂山道士一样可以自如地穿墙而过,但后来他读《聊斋》里的《画壁》,发现这种技巧一点不比他差。一般写作者可能会关注从阳间到阴间的第一步是怎样的,但蒲松龄不解释、不铺垫,一步跨越,在徐则臣看来,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写法。

在这部新著中,从《紫晶洞》中那块有着死去之人面目的神奇水晶,到《玛雅人面具》中表达的家族式的奇遇,读者都能从中读出类似《三生》《席方平》等《聊斋志异》故事的回响。通过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徐则臣试图对21世纪“祛魅”之后现代文化能否重构、现代人该往何处去的思考。

关于作家对《聊斋》的借鉴,《聊斋》在当下的转化,几年前,徐则臣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有过一次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他们谈到了大众更为熟悉的刀郎创作的歌曲《罗刹海市》。

徐则臣认为,“《罗刹海市》跟我们的当下生活完全是断裂的,接不上茬。刀郎把它的茬接上了,蒲松龄的小说和当下生活之间,以一首同名歌曲的形式建立了联系。刀郎证明了有些沉睡的乃至被我们误以为已经死去多时的文学遗产还可以活过来,而且活得相当精彩、相当及物。”

刀郎的改编使《聊斋》重新进入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这些改编获得了全民关注。这说明《聊斋》在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它的叙事资源需要我们去认真挖掘、甄别和转化。

事实上,对《聊斋》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早在30多年,汪曾祺就开始写《聊斋新义》。而在徐则臣看来,莫言和《聊斋》的关系更近。高密距蒲松龄的故乡淄川很近,“同一地域、同一文化、同一民风民俗,民间八卦和传说都一样。滋养蒲松龄的那些历史、文化和现实也滋养了莫言。说同根同源应该大体不谬。在这个意义上,于蒲松龄和《聊斋》,莫言在文学的血缘上是一脉相承的”。

张莉认为,作家孙犁也深受《聊斋》的影响。他学习的是《聊斋》的技法,可以从写作技法上看见他的传承,其中也包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还有一些作家也受到《聊斋》相当大的影响。比如高晓声,比如贾平凹。张莉认为,贾平凹的“聊斋”审美,更趋近狐怪气息,而孙犁吸取的是《聊斋》雅正的那部分。徐则臣还关注到,还有一些年轻作家也在汲取《聊斋》的营养。他提到了赵志明,这位常州作家在2022年获得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双子星”奖。去年出版的《秦淮河里的美人鱼》,融合了黑色幽默与魔幻现实主义。在徐则臣看来,《聊斋》无疑是他重要的写作资源。

从孙犁、汪曾祺,到莫言、王蒙,再到徐则臣、赵志明,《聊斋》的当代回响,恰似一场跨越三百年的文学共振。无论是蒲松龄笔下人鬼狐妖的幽微情愫,还是其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都如同一面永恒的镜子,映照出每个时代不同的焦虑、渴望与困境。而一代代创作者的解读与转化,不仅让古典文本获得了当代性,更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每一个时代的重述,都在激活那些关于爱情、正义、命运等永恒命题的当代思考。他们的创作一再证明,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被时间尘封,它始终活在“当代”,活在文学“现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整理报道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