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是高尔基的话。年轻的王洪溥觉得，“火”字简单又是红色，还可以烧毁黑暗的旧世界，所以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王火。

王火，最早采访南京大屠杀的一批记者，将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写进《战争和人》，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他在1949年后所用的“王火”笔名，照亮历史，至今不灭。

南京：洞庭路10号的回忆

11月23日晚，王火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去世，享年103岁（虚岁）。

一个多月前，他还在2025天府书展《火铸文心：王火传》新书发布会上公开亮相。发布会结束回家后，王火突然对大女儿王凌说：“小凌，我很累了，我要走了。”

两周后的一个早晨，王火吃过早餐坐着听新闻。女儿发现他脸色不对，赶紧拨打120送医救治。医生诊断是脑溢血。在ICU住了二十多天后，王火安详离世。

王火，192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如皋。六岁时随父迁居南京，家住洞庭路10号。那是和玄武门路平行的一条路，与潜伏英雄吴石居住过的百子亭构成一个丁字形。

王火对洞庭路10号感情甚深。在《梦回花神庙》一文中，他仔细描述了这个家的布局：屋前有个两亩地不到的大花园，花园前端，是个种有荷花漂满浮萍的清水池塘，塘边遍植垂柳，可以钓鱼。花园两侧，围着高高的竹篱。园中央有个六角亭，父亲可以请客赏花饮茶或设宴。花园左侧，有一小片翠绿的竹林，植有四季常青的雪松、龙柏，铺满着草地，搭着一个紫藤架，种有珍珠梅、紫荆、迎春、蜡梅、红梅、红枫……花园右边，有个花台种的都是各色草本的花卉……

王火在南京度过了童年，小学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学王火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四川江津国立九中。王火离开南京是在1937年，这段童年经历，后来被他写入自传《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中：

我六七岁随父亲王开疆来到南京。父亲是与时俱进的人，吃不起饭了，就去拜见晚清状元、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加之他勤学肯干，后来进入到大生资本集团担任高管。再后来，他与友人聂海帆创办三吴大学，积极掩护参与救亡运动的学生。他发誓不为日本人服务，最终蹈海明志，这对我有很大冲击⋯⋯

王火父亲王开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曾为政法界要人，参与创办上海法政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暗中支持抗日活动，1939年拒绝汪伪政府职务遭绑架软禁，1940年2月趁春节脱逃，乘船赴香港途中投海殉国。其事迹被《申报》比作屈原投江。

1944年，王火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6年，学校从重庆迁回上海。王火则回到南京，“新闻系的王研石教授是重庆《时事新报》总编辑，他给我一个‘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让我采访写稿”，记录从川渝回沪的经历及战后要闻。

而到南京的第一件事，王火就回到洞庭路10号，探望故园。然而此时，历经战火，“房屋已经严重损坏，门窗均无，从楼下仰望可以看到天空。故园更是一片荒凉。前面的池塘已被用土填没，所有树木花卉砍得精光，乱草丛生，早先的花园已经连一朵野花也没有”。

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1937年春天他曾随父同游花神庙，热闹的“百花生日”给王火的童年留下温暖记忆。但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那里成为死难同胞的丛葬地。

在南京，王火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持续两年的追踪报道。他参与了日军第六师团团长谷寿夫的公审。法庭上，尽管有幸存者和纪录片、照片为证，但谷寿夫仍坚不认罪，王火见证了群情激愤，“四周嚷嚷愤慨之声不绝”。

1946年3月10日，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中午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王火回忆：“仅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只听枪声一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周围群众大快人心。”

在对日寇进行审判时，王火见到出庭作证的李秀英，她满脸刀伤、用蓝灰色围巾半遮面目。南京大屠杀期间，身怀六甲的李秀英为反抗日军暴行被刺37刀，经鼓楼医院抢救生还。庭后，王火约访了李秀英，并实地勘查验证。从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到玄武区鱼市街卫巷，李秀英“落泪，我的心战栗，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此外，王火还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包括梁廷芳、陈福宝。1946年11月，王火以笔名“公亮”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在公审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指证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挖出了一批发黑的骸骨，王火是在场的记者之一。

临沂：一生难忘《沂蒙山小调》

11月27日，王火的告别仪式上，并没有播放哀乐，只有轻柔的《沂蒙山小调》一遍遍循环播放。这是王火生前特意的嘱托：身后事从简，只希望再听一听这首沂蒙山民歌。

新中国成立后，王火在上海工作十年之久。曾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创办《工人》半月刊。之后，他就被调往山东临沂，任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王火在临沂生活了22年，但他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希望能写一部大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蓝本。这部大书，从在上海工作时就起了头，名字也已取好，《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1962年，王火完成120万字初稿。然而，四年后，“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在那个特殊年代，这部手稿被毁掉了。

1980年夏秋之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邀，56岁的王火开始动笔重写这部小说。为了写好它，王火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实地走访。当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完成时，他接到调令，要去成都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沂蒙山像母亲似的用奶汁喂养着我，沂蒙山的人民用他们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熏陶着我，革命烈士和许许多多的老同志用英雄的事迹供给我创作的素材。”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离开临沂前夕，一位朋友送他一盒录音带，里面收录着那首《沂蒙山小调》。这首歌伴随他很多年，让他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仍念念不忘。

成都：完成大著《战争和人》

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奖项的《战争和人》，无疑是王火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大书最终是在成都完成的。

到成都之后，王火很快就进入第二部书稿《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创作状态，但1985年5月，发生了一个意外。

为救一名落入深沟的女孩，王火头部撞到钢管，最终导致左眼视网膜严重受伤。《战争和人》第二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但不久，王火左眼旧伤破裂，最终失明，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完成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写作。靠一只眼睛，伏案用放大镜写作，让他感觉“实在太苦”“眼疲得疼痛，造成了身心疲乏……更何况我写的是那个令人压抑痛苦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进入创作时，许多悲惨故事使我十分激动、沉重。”

1993年，《战争和人》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战争和人》凝聚了王火对战争的深刻思考。

除了出版社邀约，完成这部书也是他一直放不下的心事。王火生前回忆：“上百万字的原稿在特殊时期我被迫亲手毁掉了。时代清明了，我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想起了李秀英这样的人，不书写他们，我毕生难安。”

在《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王火将李秀英写了进去，“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中写到庄嫂在南京大屠杀中那惊心动魄的遭遇，基本也是通过对李秀英采访获得的印象生发而成的。”他说。

1990年，王火到访南京时，想见一见李秀英老人，但最终因故没有实现。而李秀英于2004年12月4日不幸病逝。

百岁之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火仍对南京大屠杀的采访经历记忆深刻，“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他说。

实习生 刘伊淞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