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拉贝日记》再度“出新”，这是江苏人民出版社自1997年引进出版该书以来出的第三版（修订版）。“这次出版修订的最多，有二三十处，此外还增加了498条注释。”译者刘海宁说。同时，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认为，学界对拉贝以及《拉贝日记》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最新有哪些修改

从1997年参与翻译《拉贝日记》至今，刘海宁一直致力于拉贝及其日记的考据工作。此次修改的内容多来自刘海宁的考证。

1997年6月，时任南京大学德语系教师的刘海宁在南大德语教研室的郑寿康老师的召集下，和其他6位老师组成翻译组，参与翻译《拉贝日记》。“刚接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拉贝，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翻了几天才知道原来是这个事情。”

他们挤在南京高楼门宾馆，用一个半月就交了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段月萍副馆长也被请过去，一同参与翻译工作。当日记中出现由罗马注音的地名或人名，“凡是吃不准的，就要请段馆长核校”。

刘海宁当时37岁，年富力强，翻译完后交由他做统校工作。也因此，刘海宁当时已经意识到，对《拉贝日记》的翻译和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拉贝日记》涉及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机构。其中地点、人物和机构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破译出来。其主要原因是拉贝用的是罗马注音，但是我们要把它落实到汉字，就不一定准。”刘海宁说。尤其是《拉贝日记》里一共有426个暴行报告，名字、地点和时间都有，“对这些内容的精确考据，就是将日军暴行锚定于具体时空坐标，让历史真相得到最完整的还原”。

刘海宁举了两个例子，拉贝在日记里记录日军于1937年12月19日在“德国合众机械两合公司”犯下的暴行，该公司的地址在日记中被记录为“Fu Kan”路6号。此前翻译组认为“Fu Kan”很像“福建”在南京方言中的发音，因而翻译成“福建路6号”。后来在查阅《中央日报》时，偶然发现该公司的广告，上面的地址实际上是“傅厚岗6号”。刘海宁推测，“傅厚岗”说得太快，被记录报告的麦卡伦误听为“Fu Kan”。

还有一例。拉贝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引用了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秘书福斯特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在XX路17号附近的XX寺（一座大庙）旁边，躺着50具因被怀疑是中国士兵而遭处决的中国人的尸体，尸体在那里已有两个星期并已开始腐烂……”第一版《拉贝日记》把这个地点确定在双塘附近的“鸣羊街17号附近的谢公祠（大庙）旁边”。刘海宁后来发现，拉贝对祠与庙的用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对此处地点存疑。另外他查找到，在城南此地没有发生中日两军激烈对抗的记录。后来他查证手稿，发现拉贝在翻译和抄写时辨认福斯特的手迹有误，而且将街名和寺庙名写反了。再三考证，他判断这个地点应当是“琅琊路17号附近的古林寺”。

类似这样的修改，在新版《拉贝日记》中还有多处。但记者也注意到，该版《拉贝日记》在一些人名后面仍加注了“音译”两个字。刘海宁说，那就是需要再研究探讨的部分。“我们如果用心去爬梳中文文献，与《拉贝日记》相互对照，有的是可以找出来的。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对资料的掌握程度要求也比较高”，但在他看来，这个工作必须去做。

南京之外的拉贝

1997年翻译《拉贝日记》的经历，让刘海宁走上了研究拉贝这条路。他的视野已不局限于拉贝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在日前于朴阅书店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他讲述了《拉贝日记》之外的拉贝。

“拉贝喜欢写日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离开南京之后，他都写了很多日记。我想，通过日记一定能够看出来，他是怎么慢慢对中国这片土地，对中国的人民产生感情的；同时，对拉贝回国以后的生活以及他的工作、遭遇会有更多的了解。”刘海宁说。但很遗憾，这部分日记并没有被引进出版。

拉贝有一枚汉字印章“艾拉培印”，墓碑上还刻有八卦。从这一点看，拉贝对中国文化是喜爱的。但这份喜爱是从何时何地开始的？或许在他早年日记中会有蛛丝马迹。而刘海宁也追索到一份80多页的档案，讲述拉贝回到德国后遭遇的磨难。

德国战败后，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强制退休，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工作，他的生活非常窘迫。“拉贝是一个热心人，1933年他在南京成立了一所国际学校，解决外德侨子女上学问题。为了能够得到德国政府的资助，他才加入了纳粹党。”刘海宁介绍说。

为了摆脱纳粹党人的身份，拉贝两度申诉，直到把申诉信寄给柏林一个区的肃清纳粹委员会主席杨克，事情才有了转机。“拉贝非纳粹认定的判决书上，签字人就是杨克。我请德国朋友去查找杨克其人，但没查到，拉贝平反的全部档案材料却查到了，一共80多页。”刘海宁说，现在，他已把这份重要材料全部翻译整理了出来。

他认为，杨克在拉贝的平反过程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杨克给柏林的相关机构发了一封信，提出，拉贝的案件非常特殊，一定要复审。杨克也允许拉贝提出来的所有的证人来为他作证。肃清纳粹委员会一共5人，他们最终以3：2的结果为拉贝平了反。

1949年12月27号，拉贝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的儿子，西门子又开始用他了，虽然只是让他布置圣诞活动大厅，但这让他很高兴。“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9天之后，拉贝去世”。

对拉贝的研究远没有结束

在最新版《拉贝日记》中，还有一处修改引起了历史爱好者的注意。在1938年2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上，拉贝写道：

罗福祥先生真正的名字叫黄广涵（音译），是一位机长。他是空军军官和励志社黄上校的兄弟。他在韩德帮助下得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我将把他作为我的用人偷偷带上“蜜蜂”号炮舰，使他最终脱离危险。他自南京沦陷以来，一直藏在我的房子里，黄机长曾击落过多架日军飞机，南京被日本人攻占时他正在生病。他试图逃走，但再也无法渡过扬子江。他在游过一条支流时失去了他的朋友，他自己终于翻过城墙来到了安全区。

而在第二天，登上“蜜蜂”号上，这位机长的“用人”身份也遭到了怀疑，船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拉贝的买办。在3月16日，拉贝由上海乘船到达香港，来接他的就是“已先期到达的机长带着他的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他们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拉贝三天。

在第一版《拉贝日记》中，这位机长被翻译为“汪汉万”，而在最新版中被翻译成“黄广涵”。刘海宁介绍说，原文中，这个机长的名字为“Kwang Han-Hwang”，“在第一次翻译时，我们认为Kwang可能是姓，就采用了近似发音‘汪’。那个时候对《拉贝日记》里的人物关系和线索脉络还不是很清楚，没有连贯起来。后来我考证出励志社的Hwang姓上校是黄仁霖，从而确定了Kwang Han-Hwang后面的‘Hwang’应是‘黄’姓。”刘海宁说，他后来还查考了黄仁霖的家谱，发现他没有兄弟，因此只能确认这位机长姓黄。

此处修改也引起南京地方史学者的关注。他们提出了另一位黄姓飞行员。目前，对这位飞行员的认定，还在进一步探讨中。

刘海宁介绍，Kwang Han-Hwang是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宅收容的三位特殊的难民之一，另外两位是国民政府方面的官员，周清锋（音译）和龙顺钦（音译），他们的真名实姓到现在海没有破译出来。“难民名字全破译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去做，还是能够破译出一部分的。”刘海宁说，虽然其困难程度堪比大海捞针，但这项工作不能不做，因为每一个名字的破译，都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完整。

在翻译审校《敌机飞临南京——拉贝日记》即《拉贝日记》全译本后，刘海宁萌生过一个想法，将来出一本《拉贝日记》的索引类工具书，把日记中所有的人名、地名、机构名、世界名，全都列出来，每个机构、每个地名都把它考证出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个目标是不是过于庞大？“但有些研究总得有人去做。对拉贝以及拉贝日记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刘海宁说。

校对 盛媛媛